危機中的「信息不對稱」

這是我離開中國，來到美國後的第一篇專欄。愈演愈烈的中日領土紛爭，讓這篇專欄的主題沒有太多選擇。

上周周末以來在中國各地發生的「反日游行」，無疑是日中兩國在四十年前實現邦交正常化以後規模最大的一次。

記得2005年4月9日，我在北大讀本科的時候，也曾親眼目睹一次反日游行。那天早晨八點半，我來到位於中關村的海龍大廈。不一會兒，在組織者的帶領下，高舉「反對日本篡改歷史」、「釣魚島是中國的」橫幅的抗議人群就開始一起大喊抗議日本的口號。

記得當時，讓20歲的我感到好奇的是，那些大喊「抵制日貨「的人們卻興高採烈地用日本數碼相機拍照。這樣古怪的現象讓我心生很多疑問，那一次也是我認真思考「中日關系問題」的開始。

這一次，我沒能前往游行現場，沒到現場就沒什麼發言權。但我每天與在華日本記者、到游行現場觀察的大學生聯系，盡量瞭解情況，也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圖書館，密切觀察美國媒體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國的反日浪潮的。

從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到華爾街日報，美國媒體每天都在報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造成現狀的背景是什麼，以及美國領導人是如何調停日中沖突的。但剛剛訪問了日本和中國的美國國防部長利昂‧帕內塔(Leon Panetta)頂多也就是呼籲「兩國應該冷靜下來，對話解決紛爭」，對於兩國危機如進一步升級後的情況，則沒有表明立場。美國媒體也頂多是觀望(wait and see)，美國民眾，包括哈佛大學的學生，也幾乎根本不關心這件有可能影響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事件。

這一切代表的，恐怕就是超級大國美國的「國家利益」。

此刻，我既不在游學了9年的中國，也不在出生長大的日本，而在中日兩國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繞不過的美國。既然如此，我就從第三眼的視角審視一下當前的危機，試著探究一下問題產生的根源和背景，以及接下來爭執雙方該做的和不該做的。

我認為，溝通不暢，是造成這次危機的第一個原因。

今年4月16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明希望由東京都來購買尖閣諸島(中方稱釣魚島)，這是後來迫使日本中央政府購買該島的直接成因。基本可以斷定，倘若沒有石原講話，野田佳彥也不會決定此刻購島。

「國有化」三個字激怒了中國政府與人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接受，也沒真正弄明白什麼叫「國有化」。說「無法接受」，是因為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看來，這一舉措簡直是對中國領土的公開挑戰，甚至是侵略。而說「沒弄明白」，是因為這其實是日本國內所走的一個程序。

日本政府的判斷是，與其由東京都來購買，不如由國家來管理，把島國有化以後，其實什麼也不會做，維持現狀，這樣有利於該島的和平與穩定。如果島由東京都買下，有關人士可能會對島採取這樣或那樣的措施，而不顧日中關系大局，對一向重視日中戰略互惠關系的民主黨政權來說，這會觸碰國家利益的底線。因此，中央政府決定自己來買。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想，野田首相的「國有化」三個字，用得有些不恰當。既然購島「為的是使得尖閣諸島海域繼續保持平穩」，其初衷是出於對日中關系、中國方面利益的重視，那麼不如告訴外界：「由我們中央政府來好好面對，管理相關海域，並與中方保持緊密溝通，使得它成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這才是2008年5月胡錦濤總書記訪日時，與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達成的原則性共識的核心精神。

倘若野田首相表達得更加到位、巧妙、客觀，而不是簡單把日本國內措辭用於外交，我想，也不會造成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政府對此其實很清楚)無法接受，也沒弄明白的局面。

「信息不對稱」是造成當前危機的第二個原因。

1978年8月，在日中兩國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前夕，時任中國副總理的鄧小平與日本外相園田直會談。那是一場兩國領導人最深入探討如何處理尖閣諸島/釣魚島問題的會談。1972年，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時，為了順利進行建交談判，雙方有意沒觸碰這個問題，採取了實際上的「擱置」政策。而6年後的那一次，鄧小平也沿襲了周恩來的做法，對園田外相說，「擱置吧，20年、30年......反正是日本實際控制的，先擱置再說。」。

圍繞尖閣諸島/釣魚島，兩國為了推進其他方方面面的關系，採取了擱置政策，這是事實，也是雙方達成「戰略默契」的結果。而就像鄧小平先生34年前站在政府首腦立場提及的，該島是由日本實際控制的，這也是事實。

打個比方。日俄之間存在糾紛的北方四島，和日韓之間存在糾紛的竹島/獨島，分別由俄羅斯和韓國實際控制，日本人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即使俄、韓兩國總統分別「登島」，日本人民雖然表示抗議，卻也無可奈何。

那麼在中國，到底有多少愛國者知道尖閣諸島/釣魚島是由日本來實際控制這一連中國領導人都承認的事實？倘若中國普通百姓也明白這一點，是否也會更加理性一些？

我認為，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恐怕負有責任，就是始終沒有把全部事實告訴給本國百姓。出於保護自己合法性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只是反復強調「釣魚島‘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從一定程度上讓民族主義情緒燒得更旺，在關鍵時刻，當然就沒有退路了。打砸搶燒的老百姓中，很多可能對當年鄧小平的決策一無所知，高舉的反而是毛澤東畫像。沒有負好說明責任的政府，對憤怒的百姓說「要理性、依法表達愛國情緒」，顯然缺乏說服力。



中日綜合國力十分接近，導致權力結構的變化，是造成這次危機的第三個原因。

目前日本與中國的綜合國力，在現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接近，東亞進入「兩強」時代。基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甚至國粹主義，一國國民對對方進行進攻性的權利訴求，採取擴張性的態勢，在某種意義上說幾乎無法避免。在歷史、領土、商業、貿易、知識產權、食品安全等各種領域，兩國的利益不停碰撞，矛盾不時激化在所難免。我們需要耐心。

最後，兩國國內執政能力下降，是危機的第四個，也是最主要原因。

我把這次危機90%以上的原因歸結於內政。雖然日本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截然不同，但兩國領導層的執政水準和權力基礎在下降，卻是高度一致的。

在石原慎太郎做出「購島」宣言時，野田首相為何沒能說服他「別買」，而不得不以「國有化」方式才能抑制他的購島欲望呢？如果首相的權力連地方首長都不如，又怎麼搞外交呢？

在中國100多個城市發生人數上十萬的反日游行，並出現打砸搶燒、自己人打自己人、義和團式的暴力場面，中國政府為什麼沒能好好控制局面、以威信和說服力疏導民眾情緒呢？

上面四個原因，第三個是歷史大趨勢，不可逆轉。第四個是兩國內政問題，只好期待兩國領導人的勇氣和民間智慧。而第一、第二個原因更多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因此可以有所緩和和改進。

因此，我的建議是，兩國政府都應當對國民做更通透、全面的事實交代，讓民眾基於事實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斷，給外交斡旋創造空間。

一方面，始終堅持「領土問題不存在」說法的日本政府，必須向本國國民傳達一個事實，即「對日本來說，領土問題不存在，但在外交上，與中國的分歧切實存在，政府正基於和平解決的精神與中方保持緊密溝通。」日本是個島國，老百姓很內向，對國際問題不怎麼關心，也不註重國際社會又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渡邊淳一撰寫的《鈍感力》值得欣賞，在日本也成為了暢銷書，但在全球化浪潮一步步深化的今天，要讓日本國民明白自己在國際社會的位置，抱有全球意識，政府必須告知本國國民與中國領土爭端的來龍去脈。

另一方面，始終沒有把「全部事實」告訴給本國人民的中國政府，也必須向中國人民傳達一個事實，即「釣魚島目前的確是由日本實際控制，這不可否認，但我們堅持主張釣魚島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政府將以和平解決的精神與日方保持緊密溝通。」。

只有兩國政府都能對自己的公民做出明確交代，其外交談判才能有退路。如果毫無退路，政府能夠妥協的餘地就變得越來越少，各方只好強硬，強硬與強硬之間不斷碰撞，甚至有可能發生武力沖突。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

這段時間以來，可以說，日中雙方政府與國民的各自判斷，是基於不對稱的信息做出的，傳播是在不考慮對方體制和國情的前提下展開的。假如兩國之間的溝通暢通一些，信息又是對稱的，危機是可以避免的，即使難以根本性地避免，也可以控制為局部矛盾，而不至於爆發全面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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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談兵的「中日經濟戰」

著名經濟學家黃有光教授昨天在本網發表《中日經濟戰怎麼打》一文，對筆者之前文章《中日經濟戰兩敗俱傷？》中引用的「中國如何對日本發動經濟戰」觀點做出回應。筆者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觀點是：「…要想讓日本出現債務危機，可以從三個方面尋找突破口：一是，提高日本國債收益率；二是，提高日本幣值；三是，增加日本政府的非生產性支出。」 相應的手段包括「增加對日本國債的投資」，「大量購買日元」，以及「大量購買國外糧食，推升全球糧食價格，同時提高出口日本糧食和蔬菜的關稅和價格，並停止從日本進口貨物」等。

對「增加對日本國債的投資」一項，黃教授認為將適得其反，因為「購買日本國債會使日本國債的價格上升而收益率下降，而不是「提高日本國債收益率」；因此，拋售日本國債才是經濟戰的正確戰術。」 此處確系筆者原文用詞不夠準確，引起了誤解，筆者對此表示歉意。筆者本意並非做多日本國債，而是增加對日本國債的投資交易，大舉做空。

歸根到底，筆者前文引用上述觀點有兩層含義：一為分析這三種方法的可行性：雖然在現實中實行起來難度極大，但是並不是沒有可行性；二為說明中日經濟戰一旦爆發，可能造成雙輸的後果：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首先，日本國債收益率目前處於極低的水平，10年國債發行利率接近0. 在這種低位，即便抬高收益率，也必然費力極大。通過融券來賣空，或者大量做空國債期貨等衍生品，理論上能夠起到拉高國債收益率的目的，但是有幾方面的困難。

一，日債總量太大，不好做空。2011年底，日本政府總負債為958.64萬億日元(約合12萬億美元)。全球最大的美國國債總量也不過15萬億美元。在這麼大的總量裡面做空，需要極大的資金量。如果做空，中國只能大量動用自己不到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單純從理論上講，以此巨量資金運作，將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巨大震盪，後果不可預測。

另一方面，日本容易防禦。日本國債餘額盡管是名義GDP的2倍以上，但基本都是內債，以日元計價。即便能夠將收益率拉上去，或者逼迫日元大幅升值，只要日本央行開足印鈔機，這些攻勢就都能化解。當然，這會給日本經濟造成通脹，但日本長期通縮，操作空間很大。

此外，提高日本國債收益率不可持續且效果不好。除非中日爆發嚴重武裝沖突，否則很難想象兩國會交惡到中國長期做空日債的地步。這對於中國來說也將損失極大。如果日本國債收益率只是短期上行，那麼對日本政府損傷不大。正如西班牙國債收益率一度到7%以上，但時間很短，所以該國目前還可維持。

其次，大量購買日元，抬高日元的邏輯也差不多：受累不討好。



日前，日本央行剛剛宣佈擴大資產購買規模10萬億日元，並維持0-0.1%的超低利率不變。同時下調經濟增長預估，並取消在資產購買計劃項目下購買日本國債利率0.1%的最低限。

眾所周知，日本是依賴出口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當世界主要經濟體消費需求下降時，對於日本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同時，日元的升值也會給日本的出口企業帶來傷害。因此，按照日本政府的思維定式，必須維持超低利率，乾預日元匯率。

最後，提高日本政府的非生產性支出：缺乏途徑。

非生產性支出主要包括福利支出和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已經論及，福利支出難以短期大幅增加。抗震救災支出是生產性的。災難給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災後重建帶來的投資擴張是正反兩方面的因素，實際上，日本最近經濟還行的重要原因就是抗震救災拉動的。

目前看中日經濟戰中，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貌似要數抵制日貨，無論是民間行為，還是政府行為。但是這是有一個前提的，即抵制日貨對日本造成的損失要比對我們造成的損失大，這是抵制日貨的現實支撐。

正如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系黃有光教授在《中日經濟戰怎麼打》一文中提到，「根據基於完全競爭的傳統經濟學，中國減少買日本貨，即使不考慮日本的反擊，中國本身也會損失，而且損失程度與日本的大致相等。然而，在實際世界的經濟，廠商是不完全競爭者，價格遠遠大於邊際成本。中國少買日本貨，日本廠商的損失(等於價格大於邊際成本的程度)會比中國的消費者的損失(接近於零)大得多。」。

總的來說，針對釣魚島事件可能引發的中日經濟戰，目前市場比較主流的觀點就是，中日經濟戰一旦開打，中國必定穩操勝券。雖然中日兩國經濟都會受到雙方經濟製裁的影響，但是日本經濟的傷口只要比中國更「痛」，那麼就算是中國在此次經濟戰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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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的故鄉

一、主犯

昨天下午4時許，搜狐網易已經勇於把《薄谷開來、張曉軍故意殺人案一審開庭》放在首頁頭條，用這個新華社剛剛發出的電稿來把人們從劉翔身上暫時移開。而看過合肥市人民檢察院的公訴指控口徑，鳳凰網已經明白要用什麼作為標題：「薄谷開來受審，被認定為主犯」。

央視新聞頻道播出了在過去半年裡被搜索了無數次的神秘女律師在包公故鄉受審的模樣，她比之前與丈夫薄熙來的合影舊照上顯得發福了些，這很可能是這位高官夫人第一次出現在官辦媒體中。

根據標準解說詞，檢方所訴案件過程是「2011年11月13日晚，薄谷開來到尼爾‧伍德所住的重慶市南山麗景度假酒店16棟1605室與其飲酒、喝茶，趁尼爾‧伍德醉酒嘔吐後要喝水之機，將事先準備並交給張曉軍攜帶的毒藥倒入尼爾‧伍德口中，致尼爾‧伍德死亡。」。

另外一些曾被竊竊私語的重慶人物也出現在通稿中：「據悉，2012年7月30日，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維國、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總隊長李陽、重慶市公安局技術偵查總隊原總隊長兼渝北區公安分局原局長王鵬飛、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原常務副局長王智因涉嫌在辦理尼爾‧伍德死亡案件中包庇薄谷開來，使其不被刑事追究，被合肥市人民檢察院以徇私枉法罪提起公訴，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將於8月10日公開開庭審理。」。

這是最隱秘的案件，唯一的正式信源只有新華社。4月10日是第一次，稱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然後就是7月26日，稱「審查查明，被告人薄谷開來及其子薄某某與英國公民尼爾‧伍德因經濟利益發生矛盾，薄谷開來認為尼爾‧伍德威脅到薄某某的人身安全，遂與被告人張曉軍共同投毒殺害了尼爾‧伍德」。

昨晨，曾有深圳晚報等極少數報紙以「據新華社電」之名，預告當日開庭，但網絡媒體之轉載在午前即大量失效——顯然，宣傳官員的意志是各地報紙必須等到今天再行刊載通稿。人民日報放在內頁，重慶各家媒體均頭版刊發。

雲南信息報和都市快報比其它同行多做的努力是配發一幅央視截屏圖，後者在半版報道中以「薄谷開來將毒藥倒入伍德口中致其死亡」的檢方指控殺人過程為標題，三節小標題點明「薄谷開來是主犯，張曉軍是從犯」、「薄谷開來、張曉軍自行委托律師進行了辯護」、「重慶4個警官包庇薄谷開來」的新聞要點，並配發4月10日來自新華社的背景——「王立軍反映尼爾‧伍德死亡案」。

對直接導致中共高官薄熙來落馬的王立軍來說，昨天的這篇通稿可能是個好消息。在海外傳言的幫助下，政治愛好者又開始了逐字逐句的文本分析，試圖證明4名被控「包庇」的重慶警察中沒有前公安局長是一個「利好」。

與王立軍交好的左派人士司馬南，在過去半年間從未停止為他的昔日重慶朋友鳴冤，在嚴密的網絡審核中，他通常只能依靠微博暗諷。今早，他轉發並表示贊同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帖子：「當有很多信息競爭的時候，我總是認為法庭的正式信息真實、公正的可能性最大。我願意相信，在今天的中國，一個眾目睽睽的案子已經不可能被操縱。我願意相信我的祖國已經往前走了很遠很遠，它不再有回頭路。」而後，因為得知重慶城區發生銀行槍擊搶劫案，他更可藉此緬懷薄督時代：「如今山城，劫匪從容。光天化日，正氣匿蹤。」。

午時，對案情飢渴的人們發現一個自稱旁聽審理者的回憶記錄，連新浪總編輯陳彤也趕在刪除前迅速轉發。根據其間引述的作案動機，薄夫人「護子心切」的母親形象更加深了。



二、艷照

一些因為認定此案早已「高層內定」而意興闌珊的網民，可能更有興趣傳播一組照片——那裡不僅似乎有權力，還有性，而且，網絡監管者在刪帖力度上似乎也沒有那麼嚴厲，而且，故事居然還真的也與合肥有關。這種「艷照門」捲土重來的架勢，甚至讓一些人簡直要懷疑，這是不是有種力量在轉移公眾對薄谷開來的視線？

人民網在昨天下午4時前發出稿件：「目前，網絡上正在瘋傳疑似安徽省廬江縣縣委書記王民生等人不雅照片，照片內容不堪入目。本網記者就此電話採訪到廬江縣委書記王民生，王民生回應稱，照片是不真實的，是有人在惡意造謠中傷。」。

「不堪入目」的這一組「不雅照片」是以二男三女為主角的群體性行為場景，流傳最廣的那張合影主圖中，五人在一張床前裸體撫摸，面向拍攝者微笑——他們輕松而享受。根據南方都市報深度新聞部的考據，這張圖片轉發量最多的微博來自@中國樓市密探和@Aki高小天，他們宣佈「雖然我不知道此圖出處，雖然我不知道此圖出處，但是我相信大家肯定和我是同一個想法！這幾個男人一看就是某地區某市縣的貪官領導！」。

根據這篇《一組艷照引發的風波》，就是在這種「同意的頂上去！」的氣氛中，「有‘已不可考’的微博開始指稱，不雅照中一名男子疑似安徽廬江縣縣委書記王民生，並發出了王民生的新聞圖片與不雅照對比。甚至有網友稱，圖中另一男子，也像該縣副縣長。」。

紅了。王書記，蔣副縣長。

發出王民生斥責「惡意造謠中傷」3分鐘後，人民網已經完全明白網民有多麼需要這則新聞，再通過微博發布快訊：「廬江縣網宣辦回應，網上傳播的關於廬江官員裸照的照片完全是ps的。目前，他們已經報警，並保留對網上造謠者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當地公安部門已經鎖定照片上傳地點：上海市，上傳人還未抓到。廬江縣委書記王民生表示，近期廬江縣正在處理一起腐敗案件，裸照事件應該與這件事有關。」。

作為中共廬江縣委宣傳部在新浪上的官方賬號，「廬江發布」此時也不能再停留在「綠色早秈米進萬家」展銷會這樣的宣傳工作上了。16時15分發布公告：「網上傳播的我縣‘負責同志’的照片，系對我縣負責同志的惡意中傷，圖片應為長沙網《昆明三對夫妻群P聚會》照http://t.cn/zWWXaZf與我縣負責同志沒有任何關系，在此我們鄭重申明：對惡意中傷我縣負責同志、造謠、誹謗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為了證明自己的無辜，這些宣傳官員不惜附上那些帶有「群P聚會」照片的網址。

可惜，晚了。雖然人民網稍後亦引用這個新口徑，「南都深度」亦發布消息，確認廬江縣委宣傳部解釋「開始只是懷疑是PS的，找到原圖後確認不是PS」。但那些願意較真的攝影愛好者早已被激怒。「全套181張，你PS試試？」——動輒「RGB色階測試」的技術分析立刻來到，異口同聲確認照片乃真實拍攝所得。闢謠反被他人闢，再加上「跨省追捕」的陰影，這下，連一些原本將信將疑的網民也倒戈相向，認定王書記必然「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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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家人曾在倫敦買賣豪宅

英國《金融時報》的一項調查發現，顏面盡失的中國高官薄熙來的家人曾在一位法國建築師的幫助下，通過一家幌子公司在倫敦購買了豪宅。

後來，在英國零售商馬莎百貨(Marks and Spencer)聯合創始人的曾孫的協助下，他們賣掉了其中一套公寓。

房產交易記錄顯示，註冊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Golden Map Ltd」於2002年至2003年期間，購買了至少兩套位於倫敦富人區南肯辛頓(South Kensington)的公寓。如今這兩套房產的價值合計超過200萬英鎊。

2003年至2010年期間，法國建築師帕特裡克‧德維萊爾(Patrick Devillers)曾斷斷續續地在其中一套公寓居住過。這位與薄家有關聯的法國人因牽扯進了中國國內的刑事案，於本月在柬埔寨被捕。

他所涉及的犯罪究竟屬何性質，依然是個謎，但據信它們與薄熙來有關。今年早些時候，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遭到整肅，被清除出高層領導人的行列。

和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一樣，德維萊爾與薄家的關系也非同一般。(中國當局認為，英國商人海伍德的死與薄熙來之妻谷開來有關。)英國《金融時報》的調查發現，薄家之所以能保持奢華的生活，德維萊爾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德維萊爾似乎是在2000年12月與薄家首次建立起正式的商業合作關系。英國公司檔案顯示，當時，德維萊爾和谷開來(谷使用了化名Horus Kai)在英國組建了公司Adad Ltd；二人給出的住址一模一樣，都是海濱城市伯恩茅斯(Bournemouth)的一處租用的住房。

這家公司從未申報過任何賬目，於2003年9月宣告解散。不過，那時谷開來和德維萊爾的興趣似乎已經轉移到了南肯辛頓。

時任標致(Peugeot)子公司PSA Wholesale Ltd秘書的巴納比‧史密斯(Barnaby Smith)說，公司那時想賣掉位於Coleherne Court的一套公寓，德維萊爾是頭一個與負責賣出該公寓的房產代理接觸的人。這棟公寓樓之所以有名，是因為戴安娜(Lady Diana Spencer)在嫁給威爾士親王(Prince of Wales)之前曾居住於此。

史密斯向英國《金融時報》透露，隨著這一交易開始辦理正式手續，一些文件必須在香港簽署並處理。英國土地登記管理局(Land Registry)記錄顯示，這套公寓的房產權最終記在了Golden Map Ltd名下。當時，Golden Map在未尋求銀行貸款的情況下，買下了這處價值73.6萬英鎊的房產。如今，其價值已逾150萬英鎊。

這套公寓面積157平米，帶有兩間臥室，在房間里可眺望窗外的公園。有報道說，在薄熙來與谷開來之子薄瓜瓜2006年至2010年就讀於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期間，它曾被用作薄瓜瓜的「單身公寓」。

買下Coleherne Court公寓的一年後，Golden Map再次出手，以46萬英鎊購買了附近一套面積較小的公寓。

盡管房產權再次記在Golden Map名下，但這套公寓收到的水電費賬單信、維修發票信及英國《金融時報》見到的其他信件，上面寫的收件人全都是德維萊爾。

這套一居室裝修時尚，四周是一個玻璃暖房，通向一個花園。去年9月，也就是海伍德死亡的數周之前，這套公寓被投入市場出售。今年1月，這套公寓以略低於70萬英鎊的價格售出。

英國《金融時報》見到的多份文件顯示，這套公寓的出售得到了邁克爾‧馬克斯(Michael Marks)的協助。馬克斯是布勞頓馬克斯勛爵(Lord Marks of Broughton)的兒子、馬莎百貨聯合創始人的曾孫。馬克斯似乎告訴過推銷這套公寓的房產代理，他代表的是他在牛津和哈佛(Harvard)的同學薄瓜瓜。



馬克斯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在諾丁山(Notting Hill)的地址，作為該公寓的轉寄地址。該公寓出售前進行了裝修，一張金額超過1萬英鎊的裝修發票就是開給他的。他還寫了一些文檔，詳細列出了該公寓的保修和租賃條件等事宜。

就在這套房產的出售完成之前，馬克斯寫信給這名房產代理，通知他：公寓中的一個保險箱得撬開並移走(因為密碼已丟失)，而廚房設備和燈具都原封未動。

英國《金融時報》無法聯繫上馬克斯或薄瓜瓜請其置評。

德維萊爾在南肯辛頓的鄰居們(他們不願透露姓名)表示，2005年前後，這名建築師曾斷斷續續地在這套公寓居住過。當時他告訴一名鄰居說，他的感情生活很復雜：前妻在中國；他的一名華人女友帶著十多歲的兒子住在倫敦。

曾受德維萊爾之邀前來做客的一名鄰居，在這套公寓中看到了「巨幅的中國城鎮規劃圖」。德維萊爾似乎對他說過，這些圖與來自政界人士的合同有關。

德維萊爾與薄家的關系及他在薄家海外商業業務中發揮的作用，突顯出薄熙來案的一個關鍵元素。此案除了揭示出中國領導層不透明的政治鬥爭之外，還讓外界認識到眾多中國精英日益增長的財富及他們與海外掮客的關系。

在倒台之前，薄熙來的正式年薪僅為2萬美元。在今年3月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時，薄曾表示，他妻子20年前就把她的幾個律所全部關掉，在家裡做些家務了。

中國公民每年的購匯金額不得超過等值5萬美元，且海外收入還應繳稅。中共高官未經批準不得出國旅行，按理說在海外不該擁有資產。但實際上，很多官員都在海外擁有不為人知的巨額財產。

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當代中國學學院(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副教授陳建表示，盡管對於中國政界人士而言，擁有海外資產在理論上並不違法，但「考慮到他們微薄的工資，法律上的問題是，他們是如何獲得這些資產的」。任何違法行為都可能會受到嚴懲。

中國針對經濟腐敗問題的最高處罰是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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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開來案待判

為了對「四人幫」(包括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以及其他三名中共黨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作出審判，中國法庭花了六周時間才完成庭審。

但對谷開來的庭審卻不到一天就結束了。谷開來是已下臺的中國政治明星薄熙來的妻子。

對谷開來故意殺人案的審理於周四下午在中國東部城市合肥開庭。當地法官為顯示審判程序的專業性和公正性頗費了一番周章。

但官方宣傳機器無法掩蓋的是，對谷開來的審判是一齣經過精心策劃的、涉及範圍更廣的政治大戲的一部分。在這出大戲中，她丈夫的命運是關鍵內容。

中共內部最有權勢的政治人士正在討論下一屆政治局常委會的人選。此前為爭取政治局常委資格，薄熙來積極展開行動，與政府和軍隊的部分高層官員結成聯盟。這些舉措被視為是對中國高層領導人的挑戰。

人們對谷開來案的審理時機提出質疑，認為此案可能被用來破壞薄熙來的名譽，以便為整肅薄提供依據，同時把整件事對中共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

在法庭訴訟公佈以後，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助理教授張軍在其中文微博上說：「儀式結束了，現在他們可以開始開會了。」。

北京道衡律師事務所的刑事辯護律師梁小軍表示：「錶面上，這場審判似乎是公正、公開的，但很多事情都值得質疑，比如被告的律師到底是如何挑選出來的。」。



在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播出的一段視頻中，人們可以看到木板內飾的法庭，牆壁是深褐色的，木椅是深色的，天花板很高。

外國媒體被擋在法庭外，安保人員封鎖了法院周遭。

人們的註意力現在將集中到海伍德(Heywood)遭謀殺一案的另一個環節上：四名前重慶警官將於周五接受審判，罪名是為了包庇谷開來的罪行而違反法律。周四站在法庭外面的一位旁觀者、工人殷力(音譯)說：「他們做這些事情怎麼可能瞞得過薄熙來？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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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報經費案再拖，許多教授被關」

上百位學者涉嫌浮報研究經費、遭檢調單位調查，中央研究院昨天通過院士陳垣崇等人的提案「建立優質學術研究大環境」，認為科研經費使用應具有彈性，並請行政院修正現有科研經費及科研採購相關法規，且尊重維護學術自由。

中研院院士何志明則呼籲，研究經費核銷的問題不能再拖，再等下去，許多教授早就被關進牢裡了。

陳垣崇昨天表示，台灣學界因近日的搜索「人心惶惶」，甚至有些被調查的研究員決定退出研究。這麼多研究人員遭調查，可能是現行研究經費運用缺少緩衝，以及政府行政程序被套用在學術單位上。

提案建議效法歐美，對科研經費給予最大彈性，且科研採購應與一般採購分流。同時應由學術單位自行訂定人事、會計考核機制。

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指出，國家給新進大學教師的經費不足，但研究無法中斷，部分新老師先向廠商調耗材來用，再用下個計畫的經費還錢，這很可能構成浮報、虛報。

他說，百分之九十八的教授都很認真，但民眾認為「教授都在貪污」，有人對他說「你們受高等教育，還做這種事！」他認為中研院要出面解決。



陽明大學校長梁賡義則說，檢調、會計不懂研究工作可能碰到的問題，導致查核時「外行管內行」。院士曾志朗說，司法單位的看法和學術界不太一樣，對外解釋用詞要小心；據他所知某些大學助理也正在集結，反對外界污名化他們也是A錢犯人。

院士范良士表示，他曾遇過一個很優秀的中正大學學生，因為購買儀器的科研預算只有八萬元，以耗材款項支付要價十萬元儀器的差額，結果被判刑。他感嘆「一個受教授重視的學生卻變這樣，」表示議案一定要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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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她最後一程，王文洋：大媽帶著微笑

王文洋昨天為大媽王月蘭看墓地風水，談到大媽對王家子女視如己出，他在醫院陪伴她到最後，話語中充滿不捨。

「七月一日凌晨十二點半，心裡就忐忑不安，坐在客廳電話旁，預感有什麼事要發生。」王文洋說，凌晨十二點半，長庚醫師電話來了，他馬上趕到醫院病床旁。凌晨一點，很多醫療人員都在，「我握著大媽的手，跟她講話，她眼睛半睜，很明顯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帶著微笑。」。

王文洋說：「我一直緊握她的手，從凌晨一點，一直看著她心跳慢慢減退，一直到凌晨兩點五十八分，醫生說她心跳已經停止，過世了。」。

回憶大媽的一生，王文洋說，父親與大媽一九三五年結為夫妻，當時父親十八歲，大媽十六歲；她父親是中醫，那時家境比父親還要好，父親後來發達，大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媽為人大量令他敬愛。當年聽說父親在外面生了一個女兒，無法生育的大媽就去查出這對母女，親自把王文洋母親(楊嬌)與大姊接到王家，「她如果沒有此舉動，我們家今天不知是怎麼樣。」。

王文洋說，父親事業在台北市承德路做木材開始，家住三樓，公司在一、二樓，媽媽每天進出為員工煮好幾餐，員工吃完小孩才有得吃，他由大媽以及祖父母帶大。「我媽媽(楊嬌)很可憐，每天做得很辛苦，媽媽也是傳統女性，很感恩大媽把她帶進這個家，對這位大姊非常尊重，兩人一直相處非常好。」。



「我們痛失一位目前最大的家長，(她是)台灣真正經濟發展史幕後推手，大家只看到光鮮亮麗的前面，沒有看到後面的辛苦和推手。」王文洋說，他是苦大的，不是含金湯匙長大的，他念小學時台塑才要開始，父親負債，大媽和媽媽把這個家拚起來，才有今天大家看到的台塑企業。

王文洋除請老師看墓地風水，也在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廿七號設置靈堂，供各界人士行禮追思。公祭依大媽的基督教信仰，選在大稻埕的教會舉行，時間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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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蘭已無台塑四寶股票，遺產稅有限

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過世後，元配王月蘭繼承約三百億元遺產，但相關人士透露，王月蘭名下已無任何台塑四寶(台塑、南亞、台化與台塑化)股票，「名下遺產不多，政府恐怕課不到什麼遺產稅。」。

王永慶長子王文洋昨天說，王月蘭膝下無子女，「她最疼愛的就是我。」「她(王月蘭)給我授權書，希望我幫她處理所有事情及財產，由我幫她分配。」。

王永慶二○○八年過世後，遺留的股票等財產價值約五百六十億元，之後因股票上漲等因素，王永慶身後遺產粗估約為六百億元。元配王月蘭繼承其中一半約三百億元，二、三房則各分得王永慶四分之一的遺產。

王文洋昨天說，「大媽(王月蘭)非常寬心，由我贈與三百億元的一半，也就是一百五十億元，給二房和三房的所有子女、孫子，已經完成大媽的意願。」。

三房成員王瑞瑜昨天駁斥王文洋的說法，王瑞瑜說三房成員拿到的遺產並非王月蘭贈與，而是根據「配偶請求權」分配遺產。



法界人士說，台灣法律認可在一九八五年前多重配偶身分，王永慶與大房、二房與三房結褵都是在一九八五年之前，三個配偶都有遺產繼承權。

王文洋昨天指出，王月蘭在二○○○年就寫好遺囑並完成公證，會在近期公布內容。

王家成員透露，王月蘭在二○○五年已委託王文洋處理包括財產在內等事宜，據最新資料顯示，王月蘭手中已無台塑四寶股票，僅持有少量長庚醫材公司的股票，王月蘭過世時的財產不多，政府能課到的遺產稅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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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吃力不討好

西班牙經濟大臣路易斯‧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半個多月前訪問英國《金融時報》時預言：「歐元保衛戰將在西班牙打響。」。



西班牙日前決定接受國際援助，為本國銀行業紓困，標志著戰爭已經打響。這場戰爭關系重大。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魯里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警告稱，歐洲「距離上世紀30年代的災難重演僅有一步之遙」。

與上世紀30年代一樣，目前人們認為在西班牙的戰鬥對決定歐洲命運的整場戰爭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用不了多久，來自各國的信奉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就會啟程前往加泰羅尼亞。在這部泛歐戲劇中，德國再次扮演反派。

當然，沒有人質疑現代德國的民主背景。只有最極端的希臘媒體才將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與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相提並論。但全球媒體描述的默克爾是一個固執的德國人，她的作為對全球構成威脅。上周末的《經濟學人》(Economist)雜志封面將全球經濟比作一艘正在下沉的輪船，並請求默克爾「啟動發動機」。

《經濟學人》總結了國際社會「一致認為默克爾必須做的幾件事」，包括「轉變緊縮政策」、「建立銀行業聯盟，實行覆蓋整個歐元區的存款保險機制」以及「有限的債務共同分擔」。私下裡，世界各地——從倫敦到華盛頓和羅馬——的領導人也紛紛敦促柏林採取類似的行動。

國際社會之所以要求德國政府做這些事情，是因為他們衷心希望避免上世紀30年代的情形重演——當時經濟危機引發了政治上的災難。

然而，盡管這些要求在經濟上是合理的，但從政治上來說不僅不現實，而且還很危險。這些是教科書式的解決方案，無法通過現實世界的檢驗。更糟糕的是，如果這些要求得以實施，將可能引發他們歸根結底想要避免的政治激進化。

你只需細想一下清單上的這條建議就會明白：建立泛歐的銀行存款保險機制。正如一位認同德國觀點的荷蘭資深政治家所說的：「在法國將退休年齡降低至60歲而我們卻提高至67歲的時候，我們不可能推動建立銀行業聯盟。」站在荷蘭和德國的角度來看，由它們的民眾為其他國家的銀行擔保，拿自己的錢貼補那些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而那些國家的福利甚至比德國和荷蘭還好，這麼做是不公平的。

這種困境表明，一種技術上相對完善的舉措(比如銀行存款保險制度)會對國家主權產生深遠影響。一旦你向推行歐洲債務共同分擔機制邁出一大步，你就會被迫推進更深層次的政治聯盟。這不只是人們熱議的設立權力高於各國政府的歐洲「財政部長」。要避免為公平問題而吵得臉紅脖子粗，你還需要協調歐洲的社會保障體系。這需要幾十年時間才有可能完成。

默克爾政府並未表示永遠不可能推出歐元區共同債券或歐盟存款保險制度。它辯稱，任何此類舉措都只能作為建立政治聯盟這個更大計劃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的任何舉措都像是德國給南歐國家發行了一張沒有信貸上限的信用卡。

很難想象歐洲政客們如何能在數周或數月里完成如此宏大的改革——美國和其他國家就是如此要求的。皮尤(Pew)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絕大多數歐洲人反對將國家在預算事宜上的主權讓渡給一家中央機構。該民調還顯示，默克爾普遍受到贊賞，不僅在德國，在整個歐洲都是如此。



就這一點而言，公眾比那些競相抨擊柏林的知識分子們表現得更為理智。盡管默克爾處理危機的方式並非完美無缺(誰又做到完美無缺了？)，但有一項巨大的功勞應該屬於她。默克爾沒有讓政治極端勢力在德國立足。

認為這不過是一種不真實的危險的人，應該看看德國的鄰國。在法國，三分之一的選民投票支持極右或極左的總統候選人。在荷蘭，極右和極左的候選人在民調中的支持率分列榜首和次席。荷蘭與德國一樣，是一個反感為南歐國家紓困的債權國。在奧地利，極右勢力在民調中獲得近30%的支持率。

德國具有導致極端勢力反彈的所有條件。該國選民完全有理由覺得自己在歐元問題上受到了誤導。他們曾經得到承諾，共同貨幣包含了一條「不紓困」條款，按照這一條款，德國納稅人不會面臨不得不為其他歐元區國家提供支援的處境。但德國已經被迫為歐洲的多個紓困計劃承擔2800億歐元的潛在負債，而且未來還將有更多的紓困請求。光是為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提供的出資額，就會令德國今年的預算赤字從260億歐元增加至350億歐元。

然而，盡管德國已經承擔了這些負擔和風險，但該國政府發現自己仍然被指責做得不夠。孤立和指責柏林，同時又試圖迫使該國為整個歐元區的財政擔保，在政治上是一種危險的行徑。希臘或荷蘭極右民族主義勢力的興起非常令人扼腕。但如果極右勢力在德國興起，那將是一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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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牛不只是美牛，朝野須誠實

朝野為了應否進口含萊克多巴胺美牛，在立法院定期會惡戰多日後，將進入臨時會「延長賽」。美牛爭議難解，在於它不僅是牛，更是「豬」的問題，如今又有「馬」的因素，但癥結都在朝野願不願意「誠實」以對。

對美牛案，民眾關心食品安全與健康問題，但對政府而言，後續台美經貿談判更具意義；而讓豬農憂心的，卻是此門一開，可能衝擊養豬業者的利益及生存。

美牛至少牽扯國民健康、經貿發展、台美關係、產業衝擊等問題，但明明如此複雜，卻反而成了政府「不能說的祕密」。馬政府一開始沒有說明美牛案與ＴＩＦＡ的連動關係，最後在美方壓力下，才由馬英九總統向人民吐實，已難脫「欺騙」的質疑。

民進黨也執政過，更處理過美牛案，不會不知道「美牛不只是美牛」。但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民進黨光是捍衛「國民健康」，就可以上綱成全面焦土抗爭。加上對馬政府油電雙漲、證所稅案反覆、ＮＣＣ人事提名不當等施政，更讓民進黨自認「抗爭有理」。



在野黨霸占立院，固然有失民主風度，但馬政府造成的民怨，卻為這股怒火添了薪柴。與其說民進黨立委是為了美牛案而夜宿立院，不如說是對馬政府「不滿的總和」，一次在立法院爆發。

在野結合民間的力量，也影響國民黨立委的動向。即使馬英九親臨督軍，藍軍依然動員不力，顯見黨內對施政的質疑，已高於黨紀處分的恫嚇。這也是國民黨在立院休會前只敢嗆聲、卻無力應戰的主因。

美牛案一役，大家看到在野聯盟團結氣勢，以及馬提前跛腳窘態。但朝野相爭終非國人之福，誠實是最好政策：馬政府既已坦承美牛進口攸關台美關係及經貿發展，就該開誠布公，說服國人以有條件進口換取更大國家利益：在野黨也明知美牛不只是健康問題，若要當「忠誠的反對黨」，就不應執著於單向論述搞成焦土對抗，甚至不顧形象、夜宿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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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關鍵一役，臨會無退路

兩周前，馬總統才在國民黨中常會以堅定口吻對黨籍立委說：「這一票是投給台灣的未來！」，呼籲大家支持美牛案。結果，藍營連主席台都站不上去，遑論投票。立法院為美牛案加開臨時會，對馬總統及國民黨確實困窘。

美國西點軍校有句名言「態度決定一切」。從府院黨這次推動政策的態度，已可窺見成敗。

國民黨立委意興闌珊、頻頻放話，視黨紀於無物，明擺著「要以行政命令通過」，不願擔責。這種明哲保身的自私態度，不但削弱了捍衛政策的力道，也讓外界認清執政黨的意志不堅，尤其是被在野黨看破手腳。

負責政策宣導的行政團隊，在過去一星期也似乎按到靜音鍵，不但沒有大力宣傳美牛相關配套，也不願積極遊說朝野立委，坐視立委各自表述，完全不像是國家極力推動的重大政策。



馬總統希望以修法建立長久制度，但叫不動立委、又管不動團隊，左右碰壁，孤掌難鳴，著實點出他已陷落泥濘，更難逃跛鴨之說。

立法院臨時會已退無可退，既然馬總統孤注一擲，就應窮盡一切努力，因為美牛案已成馬總統能否順利施政的關鍵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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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前基金經理被禁止在香港交易

美國富達(Fidelity Management)前基金經理喬治‧斯泰爾斯(George Stairs)已被禁止兩年內在香港進行交易，並被勒令支付近86萬港元的成本，他曾在一次配股之前不當出售股票。

斯泰爾斯曾管理富達管理研究公司(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的全球價值基金(International Value Fund)，還與他人共同管理Total International Equity Fund。他被裁定，在被告知中國內地一家水果和蔬菜供應商計劃進行大規模配股後，在該信息公開之前下單出售該公司股票。

此案突顯出香港監管機構為保證對其體制的信心正採取懲罰性措施，眾多企業和投資者位於海外的事實加大了這一任務的難度。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今年已提起6宗類似訴訟，包括針對美國對沖基金億萬富翁大衛‧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的一個案子，理由是他在獲得被監管機構認定為價格敏感的信息後進行交易。



香港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在報告中表示，盡管斯泰爾斯不受香港任何可能對其予以紀律處分的機構的監管，但請求香港證監會(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將這份報告發送給美國證交會(SEC)是合理之舉，這樣美國證交會就會「完全瞭解香港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收到的材料及其審裁」。

富達曾對香港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表示，內部調查顯示，斯泰爾斯不存在任何失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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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克萊爾大力開拓中國市場

過去三年中，成立於1746年的潤滑劑生產企業艾斯克萊爾公司(RS Clare)的出口額翻了一番，產品銷往40多個國家。該公司董事長、控股股東伊恩‧麥道斯(Ian Meadows)表示：「我們做得太棒了。單靠英國市場，我們走不遠。」

得益於利物浦在2010上海世博會上的表現以及麥道斯本人的營銷術，這家總部位於利物浦的企業已經大舉進入中國。當麥道斯聽說英國鐵路工業協會(Rail Industry Association)正在招待一支中國代表團時，他立刻跳上一列火車，沿著塗有艾斯克萊爾潤滑油的鐵路線，找到了這支代表團，請他們吃了一頓飯。

他說：「中國人已經建造了30套地鐵系統，規模超過了倫敦地鐵。我告訴他們：‘如果你們想找最便宜的供應商，就別和我們做生意了。我們的產品是最貴的。但如果我們的產品可以延長鐵軌的使用壽命，與更換鐵軌的成本相比，這點費用就微不足道了’。」



這一道理同樣適用於石油天然氣行業，艾斯克萊爾提供該行業所使用的閥門潤滑劑。墨西哥灣「深水地平線號」(Deepwater Horizon)石油泄漏事件表明，一旦出現故障，代價將十分高昂。目前，這一市場上的業務正在擴張。一家石油巨頭已經指定在內蒙古鑽探的8000口油井中使用艾斯克萊爾的產品。此外，該公司「自去年12月以來，已經向伊拉克出口了價值50萬英鎊的產品」。

去年，該公司製造業務的營業額從上一年的1200萬英鎊提高至1550萬英鎊，出口業務占到了其中的48%。過去兩年間，該公司的員工人數增加了五分之一，達到140人。此外，它正投資300萬英鎊，在托克斯泰斯(Toxteth)總部建造一座新的潤滑劑工廠，並加大了研發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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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出海

中國購物中心行業里最富有的大亨，喜歡法國西裝、英國游艇，還有——美國電影院。

他就是大連萬達(Dalian Wanda)老闆、退伍軍人、地產開發商、億萬富翁王健林。大連萬達本周以26億美元的價格收購AMC Entertainment，王健林說，這就像是為公司走上國際舞臺打出的「大型廣告」。

這筆交易將創造全世界最大的電影院線(以銷售額計)，是中國購買力不斷增長的有力象徵。在美國，AMC這個名字家喻戶曉。曾經一度，說起看電影，美國人就會想到AMC。

但與萬達的房地產帝國相比，這只是筆小交易。萬達擁有2200億元人民幣(合350億美元)資產，擁有的購物中心面積是紐約中央公園的4倍。由於美國經濟復蘇乏力，中國買家一直在那裡尋找好的交易機會。

身為萬達創始人的王健林表示，收購AMC是筆劃算的交易。在簽約儀式上，他說：「我是個商人，我所做的每一筆投資都建立在商業利益的基礎上。」他的目標，是將他在1988年創立的萬達打造成一個真正的、能夠屹立「百年」的國際商業集團。

王健林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企業家之一，在胡潤中國富豪榜上排名第六(這個榜單詳細記錄了中國富豪們喜歡在哪些東西上大把花錢)，凈資產71億美元。收購AMC也讓王健林成為了中國最大膽的企業家之一。但他能否在海外復制自己在中國取得的成功，仍要由時間來檢驗。

萬達(寓意「條條道路都能到達」)的發展史，與過去20年間中國經濟的發展軌跡密切相關。

1954年，王健林出生於南方一個中共中層乾部家庭，當時仍是毛澤東主政。中學畢業後，他就入了伍。

在中蒙邊界駐守幾年後，王健林被派到中國東北的大連。在那裡他接受了高等教育，並開始參與到一個主要經濟區的開發。1986年，王健林離開部隊。兩年後，他創建了大連萬達。

上世紀90年代初期，許多商人通過投資房地產，抓住了中國快速發展的機遇。在這些人中，王健林白手起家的經歷並不特殊。



萬達早期成功的關鍵是「萬達廣場」。這種模式將購物中心、住宅和酒店結合在一起，在當時是個開創性的概念。王健林的部隊背景以及他與當地政府官員的交情，對萬達早期的成功也有很大幫助。在中國，大量商業地產買賣是由地方政府操作的，地方政府從賣地中獲利，並從購物中心等獲得稅收。

「萬達只跟有追求的官員打交道，」王健林上月接受《南方周末》(Southern Weekend)採訪時說。「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這種，我就堅決不去。」

在這些「有追求的官員」中，有一位可能就是如今已被免職的薄熙來，萬達總部還在大連期間，王健林可能與他打過交道。薄熙來1993年至1999年間任大連市長，曾是競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選，但上月被免除公職，因違紀正在接受中共調查。

薄熙來倒台之後，中國網民中盛傳，王健林和其他與薄熙來親近的大連企業家已被請去問話。萬達否認了這種傳聞。王健林告訴記者們，他「與那些正在接受調查的大連企業家沒有一點關系」。

不論王健林與那位遭到罷免的領導人有無牽連，萬達似乎安然度過了由薄熙來倒台引發的政治風波。據南方周末報道，許多地方官員造訪萬達的北京總部，渴望為自己的城市「帶回」一兩個萬達廣場。

瑞信(Credit Suisse)房地產分析師杜勁松說：「萬達廣場為城市創造就業崗位，並帶來稅收。因此地方政府非常樂意在自己的城市裡建這樣的廣場。」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減速，中國住宅價格已出現回落，但萬達並未受到影響，因為它重點發展的是商業地產。萬達的下一步是在上海證交所上市。收購AMC可能有助於萬達走出這一步。分析師們表示，中國監管部門現在不讓房地產企業在內地上市，但收購AMC以後，萬達可以將娛樂方面的資產上市。

對旗下電影院放映的許多影片，王健林本人可能並不喜歡。他不喜歡看大片，覺得大片不能體現「中國傳統道德」。2007年，王健林成立了一個電影製作基地，生產主題「積極」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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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收購美國63家地方報紙

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將斥資1.42億美元收購美國63家報紙。6個月前，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以2億美元收購了發行巴菲特家鄉報紙《奧馬哈世界先驅報》(Omaha World Herald)的報業集團。

這位曾經當過報童的億萬富翁收購了Media General旗下的大部分報紙。Media General位於弗吉尼亞州，旗下還擁有18家電視台。該公司正在就單獨出售《坦帕論壇報》(Tampa Tribune)進行談判。

Media General旗下的報紙去年產生了2800萬美元現金流。這63家報紙中既有去年平均每周日擁有16.4萬名讀者的《里士滿時訊報》(Richmond Times-Dispatch)，也包括每周日僅有6000名讀者的《The Culpeper Star-Exponent》。

巴菲特表示：「在社區意識強烈的城鎮，沒有比當地報紙更重要的機構了。」

「我們所收購報紙的許多發行地完全符合這種特點。」



截止昨日午盤，Media General股價飆升37%，至4.29美元。這家負債纍纍的公司表示，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將提供4億美元的定期貸款(利率10.5%)和4500萬美元的循環信貸額度，用來償還其將於明年3月到期的債務。

由彼得‧J‧所羅門(Peter J. Solomon)提供顧問服務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也將獲得未來收購Media General約19.9%股份的認股權證。

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早就對《布法羅新聞報》(Buffalo News)和《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進行了投資，但即便在其他投資者認為美國出版類股票將會跌至新低的時候，巴菲特仍在本月的股東年會上表示，他可能加倉此類股票。「經濟形勢將會不錯，但與舊日完全不同」。

報紙曾經的許多功能已不復存在，但《奧馬哈世界先驅報》仍報道了「我在其他地方無法找到的」關於奧馬哈、當地體育和鄰居的新聞。

巴菲特支持數字訂閱。他警告稱，對紙媒收費、同時在網上提供免費內容的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2011年，Media General的報紙網站每月有1260萬名獨立訪問者。到去年年底，Media General旗下的7家報紙對部分在線內容收費，另外11家報紙計劃在今年4月中旬以前推出訂閱服務。

《里士滿時訊報》報道稱，Media General董事長J‧斯圖爾特‧布賴恩三世(J. Stewart Bryan III)表示，賣掉曾祖父於1896年創辦的集團令人百味陳雜：「我的大腦說『賣得好』，而我的心在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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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夫鑽石香港上市

知情人士透露，以向超級富豪銷售百萬英鎊級珠寶著稱的格拉夫鑽石(Graff Diamonds)在香港上市時，估值將達30億美元至40億美元。

這家珠寶商將於下周一開啟路演，售出該集團25%至35%的股份，計劃籌集10億美元資金。這將成為本年度香港規模第二大的首次公開發行(IPO)，僅次於上月籌得18億美元的中國海通證券(Haitong Securities)。

以2012年的盈利計算，昨晚銀行家為格拉夫定價為18至24倍市盈率。這家高端珠寶零售商將利用籌得的資金進行重組、支付1.5億美元的債務並進行擴張，尤其是向亞洲市場擴張。格拉夫的銷售額主要來自於光顧其倫敦梅費爾區(Mayfair)旗艦店的顧客。

勞倫斯‧格拉夫(Laurence Graff)及其家族將在集團重組中獲得2.9億美元，其中包括格拉夫出售倫敦、紐約和摩納哥店鋪的收入。從英國《金融時報》獲得的上市前分析報告看，去年格拉夫家族還因格拉夫承擔了近1億美元的債務而獲得了5000萬美元左右的分紅。



該公司的主要優勢是，它能獲得全球一些最珍貴的寶石，並出售給最有價值的客戶。

過去3年間，格拉夫最重要的單一客戶每年均占其銷售額的13%至19%。從英國《金融時報》得到的數據來看，該公司最大的客戶去年購買了一件價值1億美元的珠寶，為該公司2011年7.56億美元的收入貢獻了1.19億美元。

業內人士表示，前5位顧客通常占該公司銷售額的約30%，前20位顧客約占銷售額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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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強勁增長讓歐元區免遭衰退

德國經濟出人意料地強勁反彈，令歐元區免於陷入衰退境地。這既突顯出歐元區不同國家的不同命運，也表明德國有潛力提振該地區較疲弱國家的增長前景。

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今年一季度環比增長0.5%，遠高於經濟學家的預測。

這一結果導致歐元區當季GDP實現環比持平，而非此前廣泛預期的萎縮——儘管歐洲南部許多國家的經濟進一步下滑，而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法國的經濟也陷入停滯。

雖然歐元區債務危機仍可能引發經濟「動盪」，但德國已經走出了過去幾年的經濟危機，成為全球表現最好的發達工業經濟體之一。德國的失業率逼近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的紀錄低點，企業信心也依然保持在高位。

德國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去年第四季度，該國GDP萎縮了0.2%——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整個歐元區的GDP當季萎縮0.3%——使得人們擔心該國會陷入技術性衰退(經濟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但德國經濟的疲軟只是暫時性的。

歐元區各國經濟增長的不均衡使得歐洲央行(ECB)的任務變得複雜起來。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對德國來說，歐元區現行利率過低，但其他國家仍未對任何政策收緊做好準備。德國央行(Bundesbank)行長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準備容忍德國通脹率高於歐元區平均水準的現實，但德國對通脹勢頭的根深蒂固的擔憂限制了歐洲央行的操作空間。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已向德國政界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利用財政政策提振國內支出，以進一步刺激進口需求。

不過，歐元區已經出現了一些「再平衡」跡象。德國聯邦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德國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出口。這反映出，德國成功地將最高端的製成品和服務銷售到了歐元區以外的地區，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

德國的內需在第一季度也出現增長，這將消化其他歐元區國家以及歐元區以外國家的出口。對大多數歐洲經濟體而言，德國是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今年第一季度，義大利對德出口同比增長近11%，西班牙對德同比增長逾4%。



裕信銀行(UniCredit)駐慕尼克的歐洲經濟學家安德莉亞斯‧雷斯(Andreas Rees)表示：「人們認為，要想讓德國充當歐元區的增長引擎，德國私人消費就必須強勁增長。但是，如果你看看歐元區的貿易情況，就會明白消費品扮演的並不是決定性角色。重要的是資本和中間產品(製造業半成品)。」

不過，隨著財政緊縮計畫開始發揮作用，歐元區經濟前景依然低迷。最新資料不太可能驅散人們對該地區債務危機再次升級或希臘退出歐元區所造成的後果的擔憂。德國工業聯合會(BDI)董事馬庫斯‧克貝爾(Markus Kerber)警告稱：「我們還沒有度過危機，我們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歐元區採購經理人指數(Eurozone PMI)已表明，今年二季度初經濟活動進一步走弱——儘管昨日發佈的增長資料顯示，該指數可能誇大了經濟活動的放緩程度。

法國經濟第一季度增長為零，去年第四季度則小幅增長0.1%。義大利經濟第一季度萎縮0.8%，這是該國經濟連續第三個季度萎縮。西班牙的資料顯示，該國經濟萎縮了0.3%。

令人驚喜的消息還有，葡萄牙經濟僅萎縮0.1%，遠低於預期。在歐元區以外，多個中歐國家經濟放緩的幅度則高於預期。

美國經濟第一季度增長0.5%。歐元區經濟增長狀況要好於英國，因為後者萎縮了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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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Facebook估價

你在Facebook上的那3,000個「朋友」才不在乎你買股票時，出價是不是太高了，也不在乎你是不是喜歡那部電影。Facebook計畫在本月進行首次公開發行(IPO)，在IPO之前，投資者需要對Facebook這只股票，而不是Facebook這個文化現象進行思考。Facebook是怎樣的一種公司，該如何理性地對其估值？



Facebook的IPO預計至少將籌得100億美元資金，使其成為迄今最大的一宗科技企業上市案例。然而Facebook上市的重要意義卻不僅在於金額。Facebook上市的成敗，不僅會被解讀為市場對整整一代企業——它們希望從人們的線上社交生活中賺取利潤——作出的判斷，還將被用來衡量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承擔風險的意願。圍繞Facebook上市已經產生出狂熱的氛圍。這樣一來，冷靜下來，像評估一家普通企業一樣評估Facebook變得更加重要。

既要當微軟又要當穀歌

為Facebook估值尤其需要小心，因為儘管它的當前業績十分出色，但並非毫無瑕疵，所以並不是我們預測其未來的完美指導。有意對Facebook下注的投資者需要仔細地考慮以下兩個基本的問題。

第一，Facebook將滲透到互聯網上發生的一切活動中去，還是僅僅只是多種數位化工具中的一種？要想使目前的高昂估值顯得合理，Facebook就必須要在互聯網領域取得微軟(Microsoft)曾經在個人電腦市場達到的地位。微軟擁有作業系統、流覽器和文檔處理軟體，就像無處不在的水，所有電腦用戶都在其中暢遊----儘管用戶視而不見，可能也並不十分喜歡，但卻利潤豐厚。用戶的電腦使用必須變得深度社交網路化，而且Facebook必須擁有這個社交網路，並讓其賺錢。

第二，Facebook為數字廣告帶來的轉變，能否像穀歌(Google)在過去十年中做到的那樣深刻？通過互聯網搜索，穀歌讓廣告商能夠根據用戶的搜索行為(也就是根據用戶的明確意願)直接命中目標消費者。廣告商獲得的回報可以衡量，而且很高。Facebook想利用用戶的社交關係，來做谷歌利用用戶的意願做到的事。用戶是否願意配合還有待觀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Facebook就無法滿足如此高的期待。

利潤率很「贊」

Facebook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去年收入在20億美元的基礎上增長了88%，營業利潤率近50%，表現不俗。五年前穀歌正在以相似的速度增長時，其利潤率要低很多，而且至今一直如此。微軟則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才取得Facebook當前的利潤率，當時其收入規模已經達到了每年200億美元。儘管如此，業務增長的趨勢並不會像一條直線那樣上升。Facebook用戶和廣告商增加的速度還不足以抹平季節性波動。過去兩年中，一季度廣告收入均低於上年四季度。去年Facebook廣告收入占總收入的84%。



況且Facebook也還沒有解決所有互聯網媒體企業面臨的問題：准入門檻低、競爭殘酷。還記得Friendster和MySpace嗎？都大勢已去。你可能會覺得Facebook已經大到了競爭對手趕不上的地步，但它卻在像面臨著生死威脅那樣花錢。Facebook曾宣稱照片分享是一項核心服務，然而上個月卻又突然擲出10億美元現金和股票，收購初創的照片分享網站Instagram。這似乎表明，市場的自然准入門檻很低，因此Facebook可能需要花真金白銀人為地建立門檻。

儘管創立一家社交網路站點很容易，但運營一個大型的社交網路卻成本高昂，需要購置實物資產。去年，Facebook的資本支出為收入的30%，達10億美元，上季度更是達到總收入的近一半。自由現金流資產回報率很高，但穀歌卻是Facebook的兩倍。

隨著Facebook的業務增長，資產回報率應該也會改善。但即使資本支出相對於收入出現下降，運營成本的變動趨勢仍然無法使人安心。儘管年化銷售額遠超40億美元，但幾乎沒有跡象表明Facebook收入增長的速度能夠超過其成本基礎。

最後還有管理問題。Facebook掌握在27歲的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手中，在IPO之後他將控制超過一半的有投票權的股份。對一個人信任到這種程度令人不安。不過在這個問題上，Facebook倒沒有對投資者有所隱瞞。



人多了就不好玩了

關於Facebook的現在，我們就說到這裏。在討論它的未來之前，記住這幾個顛撲不破的財務定律：超高的增長率不可能永遠持續；回報率永遠會越來越低；新的威脅會不斷出現。

因此，第一個重大問題：Facebook是會像微軟那樣將觸角伸到電腦行業的各個角落，還是會被下一個新生事物所取代？顯然，社交網路在早期的時候不穩定。但達到一定規模以後，它們的抗壓能力就會增強。任何已經開始流行的通訊工具都在吸引新用戶方面擁有優勢，這就是「網路效應」。軟體設計師在設計最新最好的程式時，會瞄準最大的平臺——在移動電腦領域，蘋果(Apple)和Android就是這一現象的獲益者。

有9億名活躍用戶的Facebook似乎已經取得了主導地位。但投資者們必須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如大多數產品一樣，它的作用將達到極限，隨後開始下降。用戶在社交網路中建立的許多聯繫人可能會慢慢變得無趣。社交網路攜帶的噪音將開始超過有用的資訊。人們會尋找更有趣的東西。隨著社交網路的發展，它會自然地趨於穩定，但同時，一項很大的不穩定因素也會增長：膩煩。

使這個問題更嚴重的是，你母親(或父親、老師)也在Facebook上的可能性看來似乎是會不斷增加的。也就是說，隨著用戶數量的不斷增長，這個社交網路變得不那麼酷了。

Facebook可能會辯稱，它不需要很酷。一旦用戶數量達到一定規模，它就變得不可替代了。如果Facebook在社交網路領域取得了穩定的壟斷地位，我們就容易想像，有朝一日，搜索資訊、閱讀新聞、看電視、寫檔或語音通話等活動，都將在Facebook上進行，或在一種來自Facebook、並被其控制的社交維度中進行。正是這種可能性，使得一些分析師認為，Facebook的估值可能達到1000億美元甚至更高。當然，潛在的收入池是巨大的。

但用戶可能不會永遠保持忠誠。誠然，所有構成用戶身份的東西——評論、照片、「贊」、好友關係——實際上都由Facebook擁有和掌管。Facebook的精心設計旨在提高用戶註銷的成本。但問題是，這個成本是否高到足以防止用戶轉投未來的新型網路和工具？我們很難棄用微軟的軟體或穀歌的搜索引擎，不僅因為網路效應，還因為這些工具所提供的服務是幾乎所有人都必須用到的。轉投微軟或穀歌的競爭對手要花費更高的成本，或無法獲得同樣品質的服務。而Facebook對人們的生活或工作並沒有那麼重要。

而且，Facebook是在PC時代的末期開發的。隨著智慧手機的出現，這家企業已經被一些根植於移動設備的競爭者甩在了身後。當然，即便Facebook無法壟斷電腦業的整個社交領域，它也可以生存。但那樣的話，Facebook可能需要花很多錢來保護市場份額，這意味著它的利潤率會降低。

一種「更優越」的廣告形式？

不管壟斷不壟斷，Facebook能否提供更好的網路廣告服務？

人們擔心的是，Facebook的模式太可怕了。Facebook在它的IPO文件中寫道：「廣告商可以要求我們根據用戶統計因素和用戶分享中顯示的興趣，對特定用戶進行定點廣告投放……廣告商可以在‘社交背景’中發佈市場推廣資訊。社交背景是一種資訊，它凸顯一名好友與某個品牌或某種業務之間的聯繫，例如，一名好友‘贊’了某種產品，或去過某家餐廳。」說白了就是：我們會收集關於你的資訊，利用這些資訊幫助廣告商將一些東西賣給你，或(更可怕的是)幫助廣告商「插進」你和朋友們之間的對話。

如今，關於這一點，人們的反響可能在轉好。最終，廣告商提供的東西可能是人們實際上想要的。隱私保護機制也會被啟用。但問題是，Facebook為提高所收集用戶資料的價值而做的一些事，是否會讓用戶變得不那麼喜歡Facebook，也不再那麼頻繁地使用Facebook。用戶可能會開始認為，自己是一項「產品」，而非顧客。這種感覺不好玩。

令人矚目的是，在這一點上，穀歌的情況則大不相同。如果筆者在谷歌中鍵入「惠普(HP)12C計算器」，在出現搜索結果的同時會出現一些類似廣告的東西。用戶搜索某樣東西時，確實常常是打算購買。而Facebook的情況完全不同。如果Facebook無法在不招用戶討厭的情況下進行廣告定點投放，它的營收增長就會放慢，而且用不了多長時間。

所以，一個值得關注的衡量標準是，每名用戶的平均營收增長率。這項數字看起來不妙。增長率仍然保持在兩位數，但明顯有下降的趨勢。營收增長更多地來自用戶的增加，而非廣告效果的提高。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就標誌著Facebook的經營模式面臨嚴重問題。

一個Facebook好友值多少錢？

在評估Facebook價值的時候，如何把這一切都計算進去？Facebook的IPO估值為1000億美元或更高，在未來5至7年內，幾件事情必須實現，這麼高的估值才能算合理。首先，Facebook必須逐漸大幅降低資本密集度(包括減少並購)，如穀歌和微軟所做到的那樣。這是比較容易的部分。其次，Facebook還需要基本保持當前的利潤率水準(約50%)，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任何企業做到過。第三，在未來5至7年內，Facebook的銷售額也必須增長至少5倍。

最後一點是絕對可能實現的。以穀歌為例，它只花了7年時間就把營收在Facebook如今的水準上提高了10倍。1993年，微軟的營收達到40億美元後，它也只花了10年時間就把營收提高了10倍。

結論是：如果Facebook無法變得無處不在，或無法兌現提供更優越網路廣告的承諾，那麼我們就很難想像它能實現必要的增長率或利潤率。如果Facebook做不到這兩點，超過1000億美元的估值之于投資者的意義，恐怕僅僅相當於3000名好友之于用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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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壟斷法「勾結定價」之辨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於5月8日發布《關於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乾問題的規定》(下稱《反壟斷法解釋》)，明確了起訴、案件受理、管轄、舉證責任分配、訴訟證據等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在報道這一新聞時寫道：「公民可以提起反壟斷之訴，原告舉證責任減輕，讓深受壟斷之苦的公眾看到希望。」。

對《反壟斷法》充滿期待的民眾，可能以為他們看到了希望，但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反壟斷法》越來越多的得到應用，人們將品嘗到這部法律帶來的一些苦果。

最高法院這次發布的規定，只是涉及引發民事糾紛的壟斷行為，換言之，最高法院接下來應該還會發布其它解釋，因為《反壟斷法》涵蓋面非常廣泛，其關註面並不限於「壟斷行為」中的民事糾紛。

《反壟斷法解釋》第七條規定：「被訴壟斷行為屬於《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的壟斷協議的，被告應對該協議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承擔舉證責任。」。

那麼，《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的內容是什麼？主要是禁止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在商品價格、生產數量、銷售數量、原材料採購等方面達成協議或者協同行為。比如說兩個同樣賣房子的開發商不能聚在一起，討論要以什麼樣的價格銷售房屋；兩個火電廠廠長也不能聚在一起，說要以什麼樣的價格和數量採購電煤。

這一條款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反對廠商「勾結定價」，就讓我們以此為例，看看最高院最近出台的解釋有何意義。

錶面上看起來，廠商之間很可能「勾結定價」；而當他們「勾結定價」的時候，又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真實情況是這樣嗎？不見得。

第一，許多看起來像是「勾結定價」的行為，並不是廠商存心要在價格制定上達成某種協同，而這種局面的產生，也不是他們達成協議的結果。

舉例來講，如果開發商A將房價下調到8000元/平，而開發商B也隨之將房價下調到8000元/平的時候，他們未必是為了盯住對方，就算他們的某一方確實是隨時跟進對方的價格變動，來調整自己的產品價格，也不見得就是勾結。哪怕兩家房地產公司老總坐到一起，互相商討達成協議，之後再回去一致調整價格，這種從行為上看是「板上釘釘」的「價格勾結」行為，其實也沒有多大效力。

理由非常簡單，實際上，他們只是在順應市場潮流行事而已。如果他們協同一致將房價下調到8000元/平，那一定是因為他們之前制定的價格已經不符合市場需求，因而他們不得不追隨市場調整價格。就是說，他們坐下來達成的協議，其實是受市場影響的結果，而市場情況的變動，並非他們兩個經營者所能完全操縱。

對這種情況，經濟學者薛兆豐曾經舉國一個生動的例子來演示：兩只老鷹在飛翔，一隻飛到哪裡，另一隻就跟到哪裡。根據這個事實，你說它們有沒有「勾結」？反壟斷執法者會說：「即使沒聽到它們在交談，也可以肯定它們有勾結，否則為什麼始終保持一致？」有趣的是，若我們再看寬廣一點，看到地上有隻兔子在山丘之間奔突，你恐怕會恍然大悟：不管老鷹之間是否有交談，它們其實都只是跟著兔子在調整方向！

是的，市場中的經營者，我們可能會經常看到他們的價格調整步驟相當一致，甚至可能見到他們開會討論如何應對當前的市場情況，但是，當他們做出價格調整的時候，其實都只是在追逐市場而已。他們就像兩只在空中飛翔的老鷹，方向一致，但不是勾結的結果，引領他們方向的，是在地上奔跑的兔子。而在市場中引領廠商做出價格調整的，就是消費者的行為。

第二，我們退一萬步來講，就算有什麼廠商的價格變動，並不是為了適應市場需求變動，而純粹是為了遵守某些協議，那我們要問，廠商之間的這種「價格勾結」會對消費者的利益造成什麼損害嗎？如果不會，我們就不應該立法規制這種行為。



認為廠商「勾結定價」會損害消費者利益的看法，源於對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合作關系的誤解。打眼看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只有競爭關系。要達成一項交易，出售者希望價格高一點，購買者希望價格低一點，在這點上他們常有激烈競爭，這點是沒錯的。但是，他們的合作關系還是更多，遠遠更多，因為生產者始終需要將產品賣出去，消費者始終需要把錢花出去。而在市場中，價格的不斷變動，就是他們之間在不斷尋求更多、更恰當的合作機會。

而為了達成交易，消費者不可能出價太低，否則他就買不到東西；生產者也不可能要價太高，否則他的東西就賣不出去。所以，市場中的價格雖然常有激烈波動，但它總是只能在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範圍內波動，如果誰制定的價格違背了這一點，他就要被市場淘汰。

一個生產者定價不當會被市場淘汰，兩個生產者，三個生產者，同時制定出不恰當的價格，情況又會怎樣呢？同樣會被市場所淘汰。還是以房地產為例，這些年來中國房價急速上漲，但不管漲幅看起來有多誇張，但它其實都是在市場可承受的範圍之內，我們設想，北京市四環邊上某個目前售價5萬/平的房屋，如果價格飆升到10萬/平的時候會怎樣，答案是它將賣不出去。不管這個價格是由某個開發商單獨制定的，還是由兩家、三家甚至全部房地產開發商聯合制定的，一旦它超出消費者可接受的價格，市場就會消失。

也就是說，即使不同的經營者有「價格勾結」的行為，他們「勾結」制定出來的價格，也只能跟著市場跑，也只能在消費者所能承受的範圍內。錶面上看來，在經營者「勾結定價」之下，有些消費者只能支出更多費用，甚至乾脆買不起相關產品，但這只能說這些消費者競爭不過其他消費者，有其他消費者可以比他出價更高而已。因為如果不是有別的消費者出價，經營者所制定出來的價格，就不可能維持下去，而只能重新調整。這就是經濟學家阿爾欽說的：「賣家只與賣家競爭，買家只與買家競爭，而賣家和買家之間不會競爭。」所以「勾結定價」即使存在，實際上也不會對消費者構成傷害。

總的來講，《反壟斷法》中關於價格勾結的條款本身是有問題的，這並非中國《反壟斷法》所特有，而是其所師從的美國一系列反壟斷法規的通病，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Ronald H. Coase)曾經抱怨道：

「我被反壟斷法煩透了。假如價格漲了，法官就說是『壟斷定價』；價格跌了，就說是『掠奪定價』；價格不變，就說是『勾結定價』」。

今天中國《反壟斷法》關於價格規制的條款，屬於哪一種情況？不管屬於哪一種，現在談到的「勾結定價」顯然是不應該認定為一種違規行為的。如果能有這種認識，最高法在出台相關解釋時，就應該盡量淡化、減弱相關條款的效力和約束力。

但如今我們看到的最高法解釋，情況正好是相反的，它不但沒有弱化處理相關條款，還將舉證的責任推到被告一方，就是說，如果有消費者要提起相關訴訟，相關廠商要設法證明自己沒有過錯。這等於鼓勵消費者更多地走上法庭，用反壟斷法來為難企業經營者。現在這一解釋的出台，讓人不得不憂慮，也許不僅企業界會無端多出無盡麻煩，而且市場中的其他人，也將為此遭受損失，因為當企業營商成本上升的時候，它最終還是會分攤到市場中每個人的頭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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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藏家吃定中國藝術

Saeb Eigner是Lonworld Group投資公司的創始人和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在迪拜地區的主席。在2004年去北京出差的時候，他參觀了藝術家曾梵志的工作室。「我想看他是怎樣畫畫的，在繪畫技巧上有多精通。所以我遞給他了一張紙請他畫我的人像。他畫得實在太好了，以任何標準來看曾梵志都是個優秀的藝術家。」。

由於那一次的愉快經歷，Eigner開始讓其他的中國畫家為他畫像——張曉剛，王廣義，楊少斌等。「我們都共進過晚餐。盡管我這樣的要求有些突兀，但當他們知道其他畫家曾經為我當場畫過畫像時，他們就不再拒絕了。」如今，這些個人肖像畫被裝裱好掛在了Eigner倫敦住所中。

「他這麼做真是太出乎意料了。」Michael Goedhuis感嘆道。Goedhuis是著名的倫敦收藏家，對中國珍寶頗有研究，亦是Eigner藝術品收藏方面的顧問。「這些華裔藝術家的作品可價值數百萬美元。」以曾梵志為例，2008年他所創作的一幅油畫在香港佳士得拍賣場上以7540萬港幣成交；去年4月張曉剛的繪畫三聯作在香港蘇富比春季拍賣會上以7906萬港幣成交。

根據2011年藝術品市場的價格排名，中國藝術品拍賣總額最高的要屬中國水墨畫，尤其是20世紀的畫家的作品，去年5月張大千的一幅水墨畫以2185萬美元成交。同月，齊白石的《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以5720萬美元成交，刷新近當代中國藝術品世界拍賣記錄。Goedhuis認為中國近現代的水墨畫收藏價值很大，在2004年他替雇主買下的一幅張大千的畫作僅花了10萬美元，而三年後這幅畫是以200萬美元的高價售出的，最近又以600萬美元的高價易主。

斯坦福大學藝術史學家Britta Erickson教授形容當代中國水墨畫畫家為「最具理想主義色彩，智敏而果敢的中國藝術家群體」，比如仇德樹、高行健、谷文達、張歡等畫家。而他們的一些作品至今還可以以五位數美元的價格買到。「從創新的意義而言，他們用過去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目前，只有其中50位左右的畫家躋身國際平台，而且他們並沒有完全被大家熟知。所以我們仍能通過畫廊或代理買到他們的畫，並不需花費太多。」。

Eigner很關註當代中國水墨畫的作品，1994年去北京和上海的旅程中，他第一次欣賞到中國畫，深深地被它們的魅力迷住。那時他還是倫敦商學院MBA課程的學生，如今他已是商學院的管理者，商學院的辦公室中也掛滿了Eigner收藏的中國畫。

而Goedhuis自1980年開始就常常去中國，對中國收藏品市場頗為熟悉。1995年，Goedhuis的收藏品交易所在切爾西開張後，Eigner立刻找到了他，請他做收藏咨詢。「Michael(Goedhuis)可能認為我是在浪費時間，但是我仍很堅持，買了一幅又一幅中國畫。」。



「恰恰相反，我當時想，這應該可以維持我的生機了。」Goedhuis打趣說。他又補充道：「如今，至少就我的觀察而言，對於藝術的熱情已不再被大多數收藏家放在第一位了。藝術性確實重要，但是作品的歷史成交記錄和投資潛力變得同樣重要。」而Eigner卻始終如一堅持自己。「Saeb(Eigner)還是最重視一件藝術品的深度。這點很多人已經不在乎了，只依靠數據，所以他們做判斷很果斷。說買就買，這對於交易商而言最開心不過。而Saeb不是，他需要花時間考慮，有時會買下來有時會放棄，因為他在用自己的審美取向做判斷，這樣的過程他很享受，這點我很敬佩。」。

同時，Eigner認為Goedhuis對他的收藏愛好影響很大：「Michael讓我知道了在書畫領域有如此多的佳作。我非常相信他的判斷，他很有眼光。中國的藝術品市場非常復雜難懂，你必須要盡可能多得瞭解資訊，兼聽則明。」。

除了對於中國藝術品的興趣，Eigner和Goedhuis還有很多共通點：他們都是被領養的孩子，生在國外(Goedhuis生於荷蘭，Eigner生於奧地利)，長在倫敦而且他們的事業都起步於投資銀行(Eigner最初供職於ANZ Grindlays，Goedhuis則供職在First Boston Corporation)。

兩人的共通點不止於此，他們還都對中東地區的藝術很感興趣。因為母親是黎巴嫩人，所以Eigner能流利使用阿拉伯語，他最初對於現代藝術的興趣也源自於此。而Goedhuis則一直與科爾納吉畫廊有生意往來(Colnaghi Gallery，建於18世紀的英國著名畫廊。20世紀時科爾納吉畫廊以大師畫作聞名於世)，所以他對繪畫作品都很是瞭解。他說：「若乾年後，我倆都在穆斯林藝術鑒賞方面頗有造詣，在西方國家我們算得上是佼佼者。現在我開始對穆斯林的書法藝術非常感興趣。」。

工作的原因使兩位朋友無法經常見面。「Saeb(Eigner)總是很忙，經常飛來飛去。不過他常常努力把工作跟藝術連在一塊兒。」Goedhuis說道。今年5月Eigner將要去北京參加國際證監會組織的會議(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簡稱IOSCO)，會議結束後他打算趕往香港去看看藝術拍賣會。上月他參加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迪拜辦事處的會議後，也不忘看看迪拜的藝術市場。

「我希望我倆能多聯系聯系，因為Saeb的太太和兒子也很出色。小男孩像他爸爸一樣，對藝術很感興趣。」Goedhuis補充道。

確實，Eigner的兒子似乎遺傳了父親的愛好，在Eigner被中國最出色的畫家當模特進行速寫的時候，這六歲的小男孩卻把畫家當模特，大膽地畫了起來。畫家楊曉斌就被畫過，不知是不是巧合，小男孩把他的頭畫得特別大，而楊曉斌本身就是以畫巨頭像出名的。所以，是不是一個藝術品收藏家正在養成？抑或是個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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