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信息不對稱」

這是我離開中國，來到美國後的第一篇專欄。愈演愈烈的中日領土紛爭，讓這篇專欄的主題沒有太多選擇。

上周周末以來在中國各地發生的「反日游行」，無疑是日中兩國在四十年前實現邦交正常化以後規模最大的一次。

記得2005年4月9日，我在北大讀本科的時候，也曾親眼目睹一次反日游行。那天早晨八點半，我來到位於中關村的海龍大廈。不一會兒，在組織者的帶領下，高舉「反對日本篡改歷史」、「釣魚島是中國的」橫幅的抗議人群就開始一起大喊抗議日本的口號。

記得當時，讓20歲的我感到好奇的是，那些大喊「抵制日貨「的人們卻興高採烈地用日本數碼相機拍照。這樣古怪的現象讓我心生很多疑問，那一次也是我認真思考「中日關系問題」的開始。

這一次，我沒能前往游行現場，沒到現場就沒什麼發言權。但我每天與在華日本記者、到游行現場觀察的大學生聯系，盡量瞭解情況，也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圖書館，密切觀察美國媒體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國的反日浪潮的。

從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到華爾街日報，美國媒體每天都在報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造成現狀的背景是什麼，以及美國領導人是如何調停日中沖突的。但剛剛訪問了日本和中國的美國國防部長利昂‧帕內塔(Leon Panetta)頂多也就是呼籲「兩國應該冷靜下來，對話解決紛爭」，對於兩國危機如進一步升級後的情況，則沒有表明立場。美國媒體也頂多是觀望(wait and see)，美國民眾，包括哈佛大學的學生，也幾乎根本不關心這件有可能影響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事件。

這一切代表的，恐怕就是超級大國美國的「國家利益」。

此刻，我既不在游學了9年的中國，也不在出生長大的日本，而在中日兩國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繞不過的美國。既然如此，我就從第三眼的視角審視一下當前的危機，試著探究一下問題產生的根源和背景，以及接下來爭執雙方該做的和不該做的。

我認為，溝通不暢，是造成這次危機的第一個原因。

今年4月16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明希望由東京都來購買尖閣諸島(中方稱釣魚島)，這是後來迫使日本中央政府購買該島的直接成因。基本可以斷定，倘若沒有石原講話，野田佳彥也不會決定此刻購島。

「國有化」三個字激怒了中國政府與人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接受，也沒真正弄明白什麼叫「國有化」。說「無法接受」，是因為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看來，這一舉措簡直是對中國領土的公開挑戰，甚至是侵略。而說「沒弄明白」，是因為這其實是日本國內所走的一個程序。

日本政府的判斷是，與其由東京都來購買，不如由國家來管理，把島國有化以後，其實什麼也不會做，維持現狀，這樣有利於該島的和平與穩定。如果島由東京都買下，有關人士可能會對島採取這樣或那樣的措施，而不顧日中關系大局，對一向重視日中戰略互惠關系的民主黨政權來說，這會觸碰國家利益的底線。因此，中央政府決定自己來買。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想，野田首相的「國有化」三個字，用得有些不恰當。既然購島「為的是使得尖閣諸島海域繼續保持平穩」，其初衷是出於對日中關系、中國方面利益的重視，那麼不如告訴外界：「由我們中央政府來好好面對，管理相關海域，並與中方保持緊密溝通，使得它成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這才是2008年5月胡錦濤總書記訪日時，與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達成的原則性共識的核心精神。

倘若野田首相表達得更加到位、巧妙、客觀，而不是簡單把日本國內措辭用於外交，我想，也不會造成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政府對此其實很清楚)無法接受，也沒弄明白的局面。

「信息不對稱」是造成當前危機的第二個原因。

1978年8月，在日中兩國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前夕，時任中國副總理的鄧小平與日本外相園田直會談。那是一場兩國領導人最深入探討如何處理尖閣諸島/釣魚島問題的會談。1972年，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時，為了順利進行建交談判，雙方有意沒觸碰這個問題，採取了實際上的「擱置」政策。而6年後的那一次，鄧小平也沿襲了周恩來的做法，對園田外相說，「擱置吧，20年、30年......反正是日本實際控制的，先擱置再說。」。

圍繞尖閣諸島/釣魚島，兩國為了推進其他方方面面的關系，採取了擱置政策，這是事實，也是雙方達成「戰略默契」的結果。而就像鄧小平先生34年前站在政府首腦立場提及的，該島是由日本實際控制的，這也是事實。

打個比方。日俄之間存在糾紛的北方四島，和日韓之間存在糾紛的竹島/獨島，分別由俄羅斯和韓國實際控制，日本人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即使俄、韓兩國總統分別「登島」，日本人民雖然表示抗議，卻也無可奈何。

那麼在中國，到底有多少愛國者知道尖閣諸島/釣魚島是由日本來實際控制這一連中國領導人都承認的事實？倘若中國普通百姓也明白這一點，是否也會更加理性一些？

我認為，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恐怕負有責任，就是始終沒有把全部事實告訴給本國百姓。出於保護自己合法性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只是反復強調「釣魚島‘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從一定程度上讓民族主義情緒燒得更旺，在關鍵時刻，當然就沒有退路了。打砸搶燒的老百姓中，很多可能對當年鄧小平的決策一無所知，高舉的反而是毛澤東畫像。沒有負好說明責任的政府，對憤怒的百姓說「要理性、依法表達愛國情緒」，顯然缺乏說服力。



中日綜合國力十分接近，導致權力結構的變化，是造成這次危機的第三個原因。

目前日本與中國的綜合國力，在現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接近，東亞進入「兩強」時代。基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甚至國粹主義，一國國民對對方進行進攻性的權利訴求，採取擴張性的態勢，在某種意義上說幾乎無法避免。在歷史、領土、商業、貿易、知識產權、食品安全等各種領域，兩國的利益不停碰撞，矛盾不時激化在所難免。我們需要耐心。

最後，兩國國內執政能力下降，是危機的第四個，也是最主要原因。

我把這次危機90%以上的原因歸結於內政。雖然日本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截然不同，但兩國領導層的執政水準和權力基礎在下降，卻是高度一致的。

在石原慎太郎做出「購島」宣言時，野田首相為何沒能說服他「別買」，而不得不以「國有化」方式才能抑制他的購島欲望呢？如果首相的權力連地方首長都不如，又怎麼搞外交呢？

在中國100多個城市發生人數上十萬的反日游行，並出現打砸搶燒、自己人打自己人、義和團式的暴力場面，中國政府為什麼沒能好好控制局面、以威信和說服力疏導民眾情緒呢？

上面四個原因，第三個是歷史大趨勢，不可逆轉。第四個是兩國內政問題，只好期待兩國領導人的勇氣和民間智慧。而第一、第二個原因更多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因此可以有所緩和和改進。

因此，我的建議是，兩國政府都應當對國民做更通透、全面的事實交代，讓民眾基於事實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斷，給外交斡旋創造空間。

一方面，始終堅持「領土問題不存在」說法的日本政府，必須向本國國民傳達一個事實，即「對日本來說，領土問題不存在，但在外交上，與中國的分歧切實存在，政府正基於和平解決的精神與中方保持緊密溝通。」日本是個島國，老百姓很內向，對國際問題不怎麼關心，也不註重國際社會又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渡邊淳一撰寫的《鈍感力》值得欣賞，在日本也成為了暢銷書，但在全球化浪潮一步步深化的今天，要讓日本國民明白自己在國際社會的位置，抱有全球意識，政府必須告知本國國民與中國領土爭端的來龍去脈。

另一方面，始終沒有把「全部事實」告訴給本國人民的中國政府，也必須向中國人民傳達一個事實，即「釣魚島目前的確是由日本實際控制，這不可否認，但我們堅持主張釣魚島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政府將以和平解決的精神與日方保持緊密溝通。」。

只有兩國政府都能對自己的公民做出明確交代，其外交談判才能有退路。如果毫無退路，政府能夠妥協的餘地就變得越來越少，各方只好強硬，強硬與強硬之間不斷碰撞，甚至有可能發生武力沖突。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

這段時間以來，可以說，日中雙方政府與國民的各自判斷，是基於不對稱的信息做出的，傳播是在不考慮對方體制和國情的前提下展開的。假如兩國之間的溝通暢通一些，信息又是對稱的，危機是可以避免的，即使難以根本性地避免，也可以控制為局部矛盾，而不至於爆發全面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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