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的變色龍

「同志們，我們必須知道：這個運動已經過去了，雖然我們的傷痛、憤怒、甚至興奮，並未過去...那美好的仗已經打完了，雖然還留下一些零零星星清理戰場的工作，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這里，緬懷過去的榮耀，享受既得的戰果。」，許信良在1999年5月寫道，他決定退出民進黨，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2000年的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宣讀了這封《同志們，我們在此分手》。

參照《此心長為中國國民黨員》來閱讀它，別有一番滋味。22年的過去了，許信良與他的同志們曾期待的一切，幾乎都實現了。但在台灣面臨的新的挑戰面前，這個在爭取自由與民主過程中眾望所歸的民進黨，卻不知如何回應。

在七十年代叱吒風雲的許信良，錯過了整個八十年代，一旦偷渡歸來就一頭扎入九十年代。他的樂觀精神與開闊眼界，幾乎立刻就為組建不久的民進黨增添了力量。

「整個運動與我離開時是一樣的，我們的努力一方是一致的，所以很容易就連了上來」，在說起偷渡歸來時的狀況時，他這樣說。政治變革開始了，舊秩序不會立刻消失，他還背負著「叛亂罪」，被關進了土城監獄里。不過，這也僅是象徵性的關押，在監獄里他旋及開始指揮民進黨的地方選舉，並不到一年後就被總統特赦。

重獲自由的他，幾乎即刻成為了民進黨領袖，並在1991年正式當選主席。這也是尚稚嫩的民進黨與李登輝合作的蜜月期，他們要共同努力拆除「黨國體制」。

這是個亢奮的時代，你也看著這不可摧毀的龐然之物正在坍塌。這也是困惑的時代，簡單的二元對立性消失。許信良相信，台灣正經歷一場「拼貼革命」：在生活上，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商品，都迅速涌入台灣，成為生活選擇，在政治層面，執政黨與反對黨又簡單的對立關系，進入一個更復雜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台灣所生存的國際舞臺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冷戰業已結束，一個沒有國界的、全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台灣必須要擁抱這個時代。但是，他的民進黨同志卻對此沒什麼興趣，仍在舊有的系統中打轉。

即使在今天閱讀《新興民族》，你能感覺得到其中的激動情緒。許信良把台灣社會定義成正在崛起的21世紀的新興民族，「就像十三世紀威震世界的蒙古人，十七世紀入主中國的滿洲人，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建立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以及本世紀當紅的美國人和日本人」，它將為世界提供新的能量。除去世界近代史的強權興衰，他也回顧了台灣四百年的歷史，不斷到來的徵服者與它介於大陸與海洋之間的獨特地理位置，讓它具有了一種獨特的、足以在新世紀大放異彩的特性，但前提是，它必須有有「卓越的政治領導，有正確的發展方略」，只有這樣，台灣才能剋服它長期以來的錮疾——它是經濟上的強人，卻是政治上的侏儒。

這本出版於1995年的著作，是第一次卸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對台灣的期待。在很多方面，它就像當時流行的未來學著作，把歷史、政治、技術、管理融為一爐，淺薄警句與歷史洞察又攪在一起，美國的約翰‧奈斯比特與日本的大前研一正是此中高手。而許信良則以一位政治人物的身份，為台灣做出了回應。

在某種意義上，《新興民族》仍是《台灣社會力分析》的繼續，甚囂塵上的全球化不過是現代化的理論繼續，一種由技術驅動的、線性的歷史觀。

這本蘊涵了他多年的思考、試圖為台灣的未來指引方向的著作，卻成為他的個人事業的分野。在之前，他的個人思考總是能與時代合拍，抓住整個社會的想象力，但現在，他仍是那個許信良，台灣社會卻對他失去了興趣。他的雄心、他的前衛思想，能在對立時代成為英雄，在一個更多元的時代，卻失去了感召力。

二

「你會覺得失落嗎，台灣社會似乎沒有理解你？「在他大段的講述全球體制之後，我問他。



他的回答既意外，又在情理中：「我不會感到失落的，我是研究的歷史與政治的，整個世界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至於我個人，我提出了看法，我努力不懈，這怎麼會有失落呢？」。

因為面對我這陌生人，他不便吐露內心的焦灼，還是他早已習慣這一切，真的不在乎？當臺北的朋友聽說我要見許信良時，總會說起他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一個有格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可惜，他被這個平庸的時代低估了。

的確，當他在在富有革命意義的中泰賓館，對著民進黨的同志與新聞記者說出，「同志們，我們在此分手」時，他一定又悲壯、又辛酸。在台灣的政治界，人人都知道他的「總統夢」。倘若馬克斯‧韋伯的「以政治為業」的定義沒錯，許信良正是這種類型的政治家，他終身以成為總統為志業，也把這稱作「天命」。不過，「天命」卻總不垂青他。當台灣在1996年實行第一次總統直選時，他在民進黨內敗給一位更資深的流亡者彭明敏，而到了2000年再度選舉前夕，陳水扁又後來居上，他只能退出民進黨，以獨立候選人參選。這真像是歷史的一次輪回，不過，這輪回卻是殘酷的。22年前，他被國民黨開除，卻贏得了選舉與公眾的心，如今，他退出民進黨，但在在民意測驗中得到的支持率卻不到1%，這是一次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參選。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他讓人覺得難以捉摸，他的立場似乎總在變化，他可以從國民黨新星變成了「黨外」領袖，他又可能從民進黨主席變成泛藍陣營的支持者，然後在2008年又再回民進黨。

不管他做出何種姿態，放出何種言論，都在台灣社會中註定越來越邊緣，公眾甚至忘記了他曾經的犧牲與洞見。當他在2012年再度參與民進黨主席競選時，在短短的演講里，他突然回顧起自己一生。這一瞬間讓人們感慨不已，台灣社會似乎走得太快了，忘記了這些先行者。他是個未遂的總統、錯位的政治人物，受困這個島嶼，或者自己的時代。

不過，在見面後，我很可以理解台灣對他的態度。他真的不是個好的溝通者，他不修邊幅的形象在這個消費時代，則欠缺吸引力，他也對外界缺乏感受力，他不是個內省的人，他的自我完全被那個宏大歷史圖景所吞噬，但也因此，他變成了一個最自我的人。他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對於周圍反而失去了感受。在某種意義上，他與施明德一樣，是一種極端的自戀性的人格。施明德的自戀在於，他永遠不能忘記自己的存在，而許信良的自戀則是，他能夠完全忘記物理的自我與真實的世界，沉浸自己的觀念里。

三

「你真的不擔心中國政治的不確定性嗎？」，我問他。他似乎對於台灣社會對崛起中國的憂慮渾然不覺。他相信真正保護台灣的，不是軍事力量，更不是脆弱的民族主義，而是這個全球體制，既然中國已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它就不會輕易顛覆這個體制。所以，他相信，兩岸之間問題，最終要像是歐盟中的德、法一樣，多少歷史怨恨，都將在經貿驅動的融合中化解掉。

所以，當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制止台商前往大陸投資時，他卻提出了「大膽西進」，要台灣擁抱中國、占領中國。他對於台灣的活力與獨特性深負信心，從不擔心它會消融在遼闊的大陸。而在過去十年裡，他又不斷的批評民進黨的偏狹，迴避中國大陸的真實存在，缺乏真正的中國政策。

在某種意義上，他的哲學就像是已被庸俗化的卡爾‧馬克思與查爾斯‧達爾文的混合體，相信經濟決定論與物競天擇式的競爭，而台灣必須在這場全球競爭中獲勝。

我雖不喜歡他這粗線條、情感遲鈍的歷史觀，卻不得不承認，在他一生中，這種進步主義觀念仍是正確的，他的不可救藥的樂觀，常被證明是對的。短期的歷史可能拋棄他，但長期來看，歷史似乎又站在他的一邊...

他常被稱作政治上的「變色龍」，他卻是一條堅定的變色龍，他的權力意識從來服從於他的使命感，他的行動則只追隨他的真實思想，即使這導致粉身碎骨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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