帳篷風波

有人像防賊一樣防著中國紅十字會，就有人像看戲一樣看著李承鵬。

懷疑「李大眼」前往蘆山震區救災只不過是在「作秀」的人，通過對媒體報道的研究梳理找到了論據。



首先是北京晚報4月23日報道《孤單王家村》，根據特派記者趙喜斌當時的描述，在稱為「很孤單」的龍門鄉王家村，「帳篷，成為受災村民最想得到的物資。從村子中穿過，沒有發現村中有專業的救援帳篷，不敢回家的村民也都在自己想著解決辦法。」。

同在這天午時，人民網亦曾由記者宋嵩發稿，引用龍門鄉五星村黨支部書記袁康華之言，急呼「我們缺帳篷！」。

雖然無錫電視台的節目估計在外地沒幾個能看到，但因其記者@李興遠通過微博發布災區見聞，也意外成為關鍵證詞。4月24日下午，他附圖發帖：「龍門鄉五星村，95%的房屋嚴重受損。但全村分配到的救災帳篷只有幾十頂。居民住自己搭建的棚子，漏雨。多方協調，我通過一支民間救援隊要到了400頂帳篷，又聯系了運送車輛。現在帳篷已經送到了居民手中！」。

李興遠為自己「沒給災區添亂」而自豪，但他是真的給李承鵬「添了亂」。現在，以@張鶴慈為首的質疑者已經有了足夠多的論據，可以向正在慘淡紅十字會映襯下的光彩照人的民間慈善組織發動反擊了。

@張鶴慈在微博上的個人簽名是：「公共輿論在今天吃驚的程度上為外行或怪異者為居心叵測或賣狗皮膏藥的人所操縱，一個尚有閑暇從事寫作工作的人難以將憂慮緘藏於心」。這位自稱身居澳大利亞的發言者，曾多次嚴厲批評@李承鵬、@鄭淵潔、@章立凡、@楊恆均等右派公知，指斥他們是「無知而且是無良知的討好民粹」、「又要搶反對派領袖的大旗，又享受在國內出書的名利雙收」。

但從發言記錄看，他也並不是@司馬南等左派人物的同路人，甚至，一些追隨者稱他才是「真右派」，比如擁有百萬粉絲的@馬伯庸即言，「微博諸人，餘最敬服張鶴慈先生」。按照@張鶴慈本人的說法就是：「我和司馬南的政治觀點對立。但我不會以人廢言，也不會以言廢人。就事論事時得罪了左派，就會被稱為右派，得罪了右派，就會被稱為左派，我重的是獨立而不重劃線站隊的派」。

而之所以在微博發言中多批評右派而不批評左派，@張鶴慈的解釋是：「民間和當局的博弈是一步步的擠空間，博弈的後果是民間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就是民主進了一步。今天民間辛辛苦苦積累的資源被一些精明的人消耗；他們利用搞民主做生意消耗的民間的積累而只求個人名利；這就是為什麼我會不停的批判這些敗家子。」。

這一次，@張鶴慈又要批判「敗家子」了。4月25日子夜，他開始對比展示北京晚報特派記者趙喜斌的報道，以及李承鵬四天前所宣稱的「昨晚23時，我們把498頂帳篷運送到龍門鄉五星村、王家村」。

「李大眼」確實在微博上說過這話，並且是作為民間力量吸取五年前經驗教訓、關註「被遺忘角落」的例子。4月22日，@李承鵬配圖發帖，稱在自家團隊將498頂帳篷等送至五星村、王家村，並在村民監督下由村長簽字驗收後，「昨晚開始下雨，王家村一位婦女跑來告訴我們，家裡103歲老人還在淋雨，有帳篷就好了。這證明做救援，做出預判是很重要的」。

26日早晨，只有千餘關註者的@李興遠驟然發現，自己對五星村的描述被@般若觀、@武功山藤粒子等微博大號轉發了，並且對方一邊稱贊「你的正能量擊塌了公知的表演T台」，一邊問道：「作家李承鵬的專業救援隊不是已經把五星村災民全部安頓好了嗎？要不然他怎麼可能虎頭蛇尾丟下五星村，又急急忙忙趕到王家村去呢？你們這樣搶人家的功勞不好吧？」。

看上去，@李興遠這時已經感覺到自己掉進了「公知」和「五毛」的戰場。他決定要「稍微說明一下」：「其實我在趕到五星村之前，並不知道李承鵬曾經援助過該村。我第一次趕到該村看到的情況是：房屋破損，缺少帳篷，居民基本以自救為主。第一天的報道發出以後，有人就告訴我李承鵬的事了。第二天我再次返回五星村詢問，村民說：沒人來發過帳篷」；「五星村是一個很大的行政村，一共七個居民組，1200多戶，整個村面積也是很大的。我們輸送的救援力量大多集中在在五星村高車三組。我說的只是我看到的情況，也不排除李承鵬援助的是別的組？另據最新情況：昨天，民政部門的救災帳篷也全部到位了，居民生活穩定，大家別擔心」。

正如@李興遠當天下午所說，他的這兩段聲明，「大多數人都只轉發了第一條」，也就是「村民說：沒人來發過帳篷」的那一條。

於是，盡管這位看上去剛剛大學畢業的無錫電視台記者，起初還在「真心不希望大家的註意力過多的集中在口水戰上」、「呼籲大家還是應該多關註五星村災情本身」，但隨著第一條聲明的轉發量越升越高，他的興奮變成了惶恐：「各種聲音都有，有些越辯越亂的感覺。沒辦法，我剛剛給五星村委袁書記打了個電話，反復詢問他，在我們之前，有沒有民間救援隊送去過帳篷？袁書記沒聽說過李承鵬，他只是表示『之前民間送來的帳篷，非常非常少』。他沒簽收過大批帳篷物資」。

26日的這個夜晚，李承鵬的那些對手們已經全數出動。作為領銜者，@張鶴慈就是摘錄@李興遠的第一段聲明，並聲明「希望李承鵬能夠有一個回復，我越來越傾向於是你的問題了」；「王家村比較小，五星村是大村。如果五星村委袁書記一點不知道498頂帳篷這件事，對李承鵬是相當不利的證詞」。

之所以說到「王家村比較小」，是因為@李承鵬的前線助手@才讓多吉曾經在傍晚時分反斥「張鶴慈太卑鄙」：「你不知基本常識嗎？一個村有若乾村小組。那記者只去了五星村某一兩個小組，而五星村有7個小組，我們原文寫的『五星村、王家村』加起來至少十幾小組。以甲分之一沒有，代替甲的其它部分也沒有。忘告訴你不僅村長親自簽收，帳篷捐贈人也現場監督。你吃官司吧！」。

作為風暴眼的中心人物，@李承鵬跟著罵了一句「確實卑鄙」。3個小時後，他終於「有空說一下被狗咬的事」：「498頂帳篷均有村乾部或村民簽字蓋章、填好身份證號碼與手機號碼，賬單有村乾部和村民視頻或音頻確認，有肉鋪網民監督代表確認。所有公章賬單、音頻、視頻一會兒公佈。決定去雅安救援那一天，就防著你們呢。不累嗎？」。

@張鶴慈不累。而且，他還發現了同為@李承鵬好友的@卓越兄，宣稱「今晚大眼率團隊隊員回訪蘆山縣龍門鄉五星村、王家村...... 逐一當面拍下每一位簽收人的再確認視頻」。在這位質疑者看來，李承鵬團隊恰恰是因為發布回應這一步而「陷入了誠信危機」：「從微博看，李承鵬的確是回去了，@卓越兄的微博還附帶了李承鵬和拿這一張紙的村民的合影...... 現在的問題是，早有提防，又多次聲明手裡有足夠證據的李承鵬，為什麼還需要再回訪取證...... 李承鵬之所以要回去補辦證據，就證明他沒有能夠說服質疑者的證據」。

此時，這場有關李承鵬蘆山救災是否存在「說謊」行為的論戰，已經演變成了一年前韓寒「代筆」之爭的小規模重演。@張鶴慈和@李承鵬固然是雙方陣營主將，但分別圍攏在兩人周圍的可並不一定都是各自的老朋友，尤其是質疑李承鵬「作秀」的那一方，聚合了大批「自乾五」——他們認定，「民主逗士」從來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羞辱中共政治體制的機會，這次蘆山救災，是李承鵬們進一步將言論攻擊落地成為實際行動，利用自己在網路上的影響力，搶占解放軍等救災主力和紅十字會的功勞。

曾經在李承鵬售書現場「扔刀」的@大眾老虎即挺身而出：「人家記者只是寫了自己所見所聞，只因給你們微博描述情況不一樣，你們就罵。真看不慣做點好事就要全世界人民只能仰望不能質疑的語氣。做好事大家當然都支持，為什麼相信陳光標就是不敢輕易相信你？還不是因你當初矯情過了頭裝逼閃了腰，透支了網友的信任？人家解放軍和雷鋒做的事不比你多？你質疑的少？」。

刀光劍影都不足以描述的這場以微博論壇為主戰場的纏鬥，在昨晚達至新高潮。深夜22時許，@李承鵬貼出長微博《498頂帳篷的回應》：「不是所有事都要回應，不是你說我王八蛋，我就非得證明我不是王八蛋...... 但此事涉及到如地震救援這種重大公益領域，所以我不能迴避...... 現在，開始最近年很流行的自證清白」。

這份旨在「自證清白」的材料，描述發放過程細節，並貼有五星村駱村長等署名的共計498頂帳篷收條。所附視頻中，含有多段李承鵬等重新致電災區民眾的手機通話錄像，屏幕顯示為「駱村長」的聯系人即證明確實收到293頂帳篷。

至此，「李大眼」也可以趁此發揮一下自己的「毒舌」才能了：「如果你不僅天天用甲分之一來構陷我，還在微博上詛咒我家一老一小死。如果我不反對你，那我既不是好兒子，也是不好父親。這，恰恰就遠離了文明...... 」。



@張鶴慈當然知道李承鵬罵的是誰。他一早應戰，引用@方舟子之論：「李承鵬跟駱村長通電話，手機上一開始顯示的通話人名是兩個字，離開畫面幾秒鐘(李承鵬還在繼續說)，手機再出現時，人名變成了三個字『駱村長』。李承鵬用的手機會變魔術？還有，李承鵬說收條上的日期是由22日改成21日的，但看上去怎麼像是24日改成21日的？」。

是的，方舟子。雖然這位「教主」般的人物已經離開了新浪微博，但他在搜狐平臺上的發言，仍然會被當作神諭一般傳回主戰場——《李承鵬的帳篷之謎》。

根據這篇昨晚緊接李承鵬聲明發布的帖子，方舟子不僅也對「補拍」表示不解，更根據央視27日節目中所稱「五星村仍有帳篷需求」等，推斷如下：「人們提起帳篷，想到的是那種能住十幾個人的救災大帳篷。但我註意到李承鵬公佈的收據中，有一條寫的是『小帳篷』...... 這所謂『小帳篷』，指的是不是那種不能住人，只供睡覺，而且只能睡兩個人的旅游帳篷？這種帳篷在災區沒什麼用，所以沒人用？李承鵬特地在26號晚上又去了一趟五星村取證，卻不拍一張與其提供的帳篷的合影。很顯然他很清楚村民們沒有用上他送去的帳篷」。

於是，方舟子將李承鵬團隊對質疑者的攻擊形容為「無理取鬧」，要求他們向張鶴慈道歉：「五星村的確沒有用上李承鵬送去的帳篷，在震後三天仍極其缺乏帳篷，各家媒體對此的報道完全屬實。這些報道並非沖著李承鵬團隊的，根本就沒有提到李承鵬。李承鵬團隊卻指責這些報道是『黨媒』，『罔顧事實極盡抹黑之能事』，『目的無非就是想給我們這種民間NGO抹黑』，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做烈士狀，屬於受迫害妄想」。

而後，他更是主動提及紅十字會：「以前有政治抱負的人喜歡參與環保行動，現在有政治抱負的人喜歡參與慈善行動。不管抱著什麼動機，即使是作秀炒作、撈政治資本，只是的確做了公益的事，就無可厚非。但是從事公益活動，特別是從事自己大肆宣揚的公益活動，並不讓你就成了正義的化身，就占據了道德高地，就有了攻擊別人特別是政治對手的資本，就有了免受質疑、批評、監督的權利，就可以牛氣沖天地質問質疑者『有幾個是奮戰在一線救災的志願者？？誰看見他們了？？'(石龍微博)否則，此前飽受他們批評的紅十字會也可以反過來這麼質問這些批評者。」。

@五嶽散人馬上來回答。看過《498頂帳篷的回應》後，這位李承鵬的支持者子夜時分即已怒不可遏，臟話問候：「我完全不能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性，讓一個在前方累死累活的人，必須在累死累活中證明自己。哪怕你等他回來都行啊。你們還是人麼？這就是你們這幫所謂左派的關註社會？」。

今日午前，他發帖解釋「李承鵬為什麼不能質疑」：「紅十字會、政府花著我們納的稅，他們就天然必須被質疑。誰掏錢誰質疑，天經地義。有些人吧，面對有可能胡亂花你稅款的機構呵護備至，對於沒用你一分錢去救災的人吹毛求疵。奴才當久了，看見別人直立行走不太習慣，開始挑剔別人的走路姿勢了。」。

顯然是感覺到@張鶴慈要沿用當年方舟子質疑韓寒時「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方式，於是，@五嶽散人還要提示對方回應@嚴鋒的批評：「當然需要質疑，需要監督。但是作為理性的質疑，有一條最起碼的要求，就是當被質疑方出示證據的時候，質疑方應該對此作出回應，而不是裝聾作啞，換一個地方繼續『質疑』。那樣的話，就是惡意質疑，理性將湮滅，構陷將橫行。」。

方舟子開啟「小帳篷」疑點時，所據材料包括央視昨日所播新聞調查《震後古城村》，而王志安就是這檔節目主創。早在李承鵬發布聲明之前，這位央視記者就在微博中宣佈「並不相信大眼在五星村和王家莊的派送498頂帳篷的事件造假」，因為「風險太高，沒有必要」。今天凌晨，看著@五嶽散人為好友所受非難罵出了「草泥馬」，@王志安提醒對方：「這話換成紅十字會也成立。做好事也必須接受監督，也應該隨時準備接受質疑。這應該是常識」。

的確，這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思路，令一些在感情上更傾向於李承鵬的人也不得不表示認同。@北京廚子雖然不停唾棄中國紅十字會，但也是奉勸民間公益者一句：「任何人一作公益就立即處於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上...... 任何政府遇到的質疑你必然要遇到，而你不得以政治觀點回擊質疑。說起來容易，辦起來，全忘了吧？」。

來聽聽小人物的感想吧。被捲入了一場充滿陰謀論的論戰後，@李興遠今晨回想三天來的經歷，為「很多人就是選擇性轉發，選擇性評論」而感到無奈：「很顯然，網友對李承鵬的個人態度，決定著是否接受我所反映的信息。到了這裡，事實部分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這場爭論已經變成了挺李派和倒李派雙方的罵戰。我也無奈地發現，我確實是成為了某些人的『槍』」。

在反擊檄文中，@李承鵬曾經呼籲自己的讀者善待@李興遠，因為「李興遠事實上遠非真正引發這場質疑的人，他的一個不全面報道，被另外一些人變成了另一種東西」。於是，在今晨3時許發布的長微博中，@李興遠也貼出了自己和@李承鵬的私信記錄，並說明自己剛剛電話瞭解到的新情況——曾經宣佈「沒簽收過大批帳篷物資」的袁書記向他道歉，稱「李承鵬拉過來的物資，21號拉過來的...... 確實是駱村長簽收過了...... 他真忘了」。

於是，上了這一堂「帳篷」課後，這位小記者感慨萬千：「整起事件中，我沒有說謊，李承鵬也沒有說謊，甚至一些質疑李承鵬的人，他們也沒有說謊...... 但是，由於信息溝通的不對稱，其實我們所陳述的，也都只是自己所見所看的部分事實，只有完整地拼接在一起，才能還原事實的本來面目」；「我是救災前線的親歷者，坦率地說，我認為政府在此次抗震救災過程中的表現，是值得稱道的。我們當然應該鼓勵像李承鵬這樣的好同志親赴前線組織民間救援隊賑災，但我們不應誇大這些力量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救災過程中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主角，永遠只能是政府和軍隊」。

不過，這場微博論壇間的輿論狂潮幾乎沒被任何正式媒體所報道。今晨，門戶首頁推薦的新聞是源自新京報的《四川地震115家基金會募逾10億，紅十字會獲捐超5億》，以及南方都市報頭版重點《藝術家追問8000萬善款去向。汶川地震後百餘藝術家義拍籌款「不知所終」，紅十字會緊急回應稱：該款轉入「博愛家園」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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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的變色龍

「同志們，我們必須知道：這個運動已經過去了，雖然我們的傷痛、憤怒、甚至興奮，並未過去...那美好的仗已經打完了，雖然還留下一些零零星星清理戰場的工作，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這里，緬懷過去的榮耀，享受既得的戰果。」，許信良在1999年5月寫道，他決定退出民進黨，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2000年的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宣讀了這封《同志們，我們在此分手》。

參照《此心長為中國國民黨員》來閱讀它，別有一番滋味。22年的過去了，許信良與他的同志們曾期待的一切，幾乎都實現了。但在台灣面臨的新的挑戰面前，這個在爭取自由與民主過程中眾望所歸的民進黨，卻不知如何回應。

在七十年代叱吒風雲的許信良，錯過了整個八十年代，一旦偷渡歸來就一頭扎入九十年代。他的樂觀精神與開闊眼界，幾乎立刻就為組建不久的民進黨增添了力量。

「整個運動與我離開時是一樣的，我們的努力一方是一致的，所以很容易就連了上來」，在說起偷渡歸來時的狀況時，他這樣說。政治變革開始了，舊秩序不會立刻消失，他還背負著「叛亂罪」，被關進了土城監獄里。不過，這也僅是象徵性的關押，在監獄里他旋及開始指揮民進黨的地方選舉，並不到一年後就被總統特赦。

重獲自由的他，幾乎即刻成為了民進黨領袖，並在1991年正式當選主席。這也是尚稚嫩的民進黨與李登輝合作的蜜月期，他們要共同努力拆除「黨國體制」。

這是個亢奮的時代，你也看著這不可摧毀的龐然之物正在坍塌。這也是困惑的時代，簡單的二元對立性消失。許信良相信，台灣正經歷一場「拼貼革命」：在生活上，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商品，都迅速涌入台灣，成為生活選擇，在政治層面，執政黨與反對黨又簡單的對立關系，進入一個更復雜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台灣所生存的國際舞臺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冷戰業已結束，一個沒有國界的、全球化的時代已經到來，台灣必須要擁抱這個時代。但是，他的民進黨同志卻對此沒什麼興趣，仍在舊有的系統中打轉。

即使在今天閱讀《新興民族》，你能感覺得到其中的激動情緒。許信良把台灣社會定義成正在崛起的21世紀的新興民族，「就像十三世紀威震世界的蒙古人，十七世紀入主中國的滿洲人，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建立日不落帝國的英國，以及本世紀當紅的美國人和日本人」，它將為世界提供新的能量。除去世界近代史的強權興衰，他也回顧了台灣四百年的歷史，不斷到來的徵服者與它介於大陸與海洋之間的獨特地理位置，讓它具有了一種獨特的、足以在新世紀大放異彩的特性，但前提是，它必須有有「卓越的政治領導，有正確的發展方略」，只有這樣，台灣才能剋服它長期以來的錮疾——它是經濟上的強人，卻是政治上的侏儒。

這本出版於1995年的著作，是第一次卸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對台灣的期待。在很多方面，它就像當時流行的未來學著作，把歷史、政治、技術、管理融為一爐，淺薄警句與歷史洞察又攪在一起，美國的約翰‧奈斯比特與日本的大前研一正是此中高手。而許信良則以一位政治人物的身份，為台灣做出了回應。

在某種意義上，《新興民族》仍是《台灣社會力分析》的繼續，甚囂塵上的全球化不過是現代化的理論繼續，一種由技術驅動的、線性的歷史觀。

這本蘊涵了他多年的思考、試圖為台灣的未來指引方向的著作，卻成為他的個人事業的分野。在之前，他的個人思考總是能與時代合拍，抓住整個社會的想象力，但現在，他仍是那個許信良，台灣社會卻對他失去了興趣。他的雄心、他的前衛思想，能在對立時代成為英雄，在一個更多元的時代，卻失去了感召力。

二

「你會覺得失落嗎，台灣社會似乎沒有理解你？「在他大段的講述全球體制之後，我問他。



他的回答既意外，又在情理中：「我不會感到失落的，我是研究的歷史與政治的，整個世界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至於我個人，我提出了看法，我努力不懈，這怎麼會有失落呢？」。

因為面對我這陌生人，他不便吐露內心的焦灼，還是他早已習慣這一切，真的不在乎？當臺北的朋友聽說我要見許信良時，總會說起他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一個有格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可惜，他被這個平庸的時代低估了。

的確，當他在在富有革命意義的中泰賓館，對著民進黨的同志與新聞記者說出，「同志們，我們在此分手」時，他一定又悲壯、又辛酸。在台灣的政治界，人人都知道他的「總統夢」。倘若馬克斯‧韋伯的「以政治為業」的定義沒錯，許信良正是這種類型的政治家，他終身以成為總統為志業，也把這稱作「天命」。不過，「天命」卻總不垂青他。當台灣在1996年實行第一次總統直選時，他在民進黨內敗給一位更資深的流亡者彭明敏，而到了2000年再度選舉前夕，陳水扁又後來居上，他只能退出民進黨，以獨立候選人參選。這真像是歷史的一次輪回，不過，這輪回卻是殘酷的。22年前，他被國民黨開除，卻贏得了選舉與公眾的心，如今，他退出民進黨，但在在民意測驗中得到的支持率卻不到1%，這是一次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參選。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他讓人覺得難以捉摸，他的立場似乎總在變化，他可以從國民黨新星變成了「黨外」領袖，他又可能從民進黨主席變成泛藍陣營的支持者，然後在2008年又再回民進黨。

不管他做出何種姿態，放出何種言論，都在台灣社會中註定越來越邊緣，公眾甚至忘記了他曾經的犧牲與洞見。當他在2012年再度參與民進黨主席競選時，在短短的演講里，他突然回顧起自己一生。這一瞬間讓人們感慨不已，台灣社會似乎走得太快了，忘記了這些先行者。他是個未遂的總統、錯位的政治人物，受困這個島嶼，或者自己的時代。

不過，在見面後，我很可以理解台灣對他的態度。他真的不是個好的溝通者，他不修邊幅的形象在這個消費時代，則欠缺吸引力，他也對外界缺乏感受力，他不是個內省的人，他的自我完全被那個宏大歷史圖景所吞噬，但也因此，他變成了一個最自我的人。他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對於周圍反而失去了感受。在某種意義上，他與施明德一樣，是一種極端的自戀性的人格。施明德的自戀在於，他永遠不能忘記自己的存在，而許信良的自戀則是，他能夠完全忘記物理的自我與真實的世界，沉浸自己的觀念里。

三

「你真的不擔心中國政治的不確定性嗎？」，我問他。他似乎對於台灣社會對崛起中國的憂慮渾然不覺。他相信真正保護台灣的，不是軍事力量，更不是脆弱的民族主義，而是這個全球體制，既然中國已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它就不會輕易顛覆這個體制。所以，他相信，兩岸之間問題，最終要像是歐盟中的德、法一樣，多少歷史怨恨，都將在經貿驅動的融合中化解掉。

所以，當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制止台商前往大陸投資時，他卻提出了「大膽西進」，要台灣擁抱中國、占領中國。他對於台灣的活力與獨特性深負信心，從不擔心它會消融在遼闊的大陸。而在過去十年裡，他又不斷的批評民進黨的偏狹，迴避中國大陸的真實存在，缺乏真正的中國政策。

在某種意義上，他的哲學就像是已被庸俗化的卡爾‧馬克思與查爾斯‧達爾文的混合體，相信經濟決定論與物競天擇式的競爭，而台灣必須在這場全球競爭中獲勝。

我雖不喜歡他這粗線條、情感遲鈍的歷史觀，卻不得不承認，在他一生中，這種進步主義觀念仍是正確的，他的不可救藥的樂觀，常被證明是對的。短期的歷史可能拋棄他，但長期來看，歷史似乎又站在他的一邊...

他常被稱作政治上的「變色龍」，他卻是一條堅定的變色龍，他的權力意識從來服從於他的使命感，他的行動則只追隨他的真實思想，即使這導致粉身碎骨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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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家族企業打破傳統

星野佳路(Yoshiharu Hoshino，見上圖)的家族經營酒店業已有百年歷史。星野佳路以現代化理念改革家族企業的首次嘗試以失敗告終，導致他在接班6個月後就被開除。但在3年後，作為家族企業不言而喻的第四代繼承人，星野佳路被管理層召回。當時，家族企業管理層仍以家族成員為主，企業經營已陷入困境。



星野度假集團在東京的辦公室裝修簡樸，在那裡，星野佳路回憶道，那時，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他想改革的地方有許多，其中就包括企業管理層。

星野佳路當時著手改革過時經營手法的方式顯示出，日本的家族企業有可能不為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所動。隨著家族的紐帶普遍鬆散下來，家族企業在尋找合適的繼承人接手方面正面臨困難。日本一家獨立研究集團——帝國徵信公司(Teikoku Databank)指出，68%以上的家族企業仍未確立繼承人。

星野佳路的成功並不是唯一的。谷田千里(Senri Tanida)一度不願接手父親的健康監測設備企業，但後來，他把這家公司打造成了日本最知名的公司之一；佐藤正樹(Masaki Sato)則把祖父創立的紡織企業打造成全球多個時尚品牌的供應商。

這三個人都談到如何改革過時經營手法，以及如何剋服員工對改革的抵觸情緒。改變工作習慣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在日本尤其如此。這件事對規模較小的家族企業更加困難，因為這些企業往往忠實地奉行創始人創下的管理原則。然而，對它們而言，要想生存下去，改革往往是必須的。

慶應義塾大學(Keio University)經營管理研究科教授高木晴夫(Haruo Takagi)把問題歸咎於，人們普遍預計到公司對自己的雇傭是終身制的。員工可能會響應實施改革的號召，但過後仍像以往一樣做事。他表示：「在日本，公司不能以解雇為威脅來控制員工。」。

但正是通過改革，這三位繼承人得以大幅提高品牌知名度，並剋服對家族企業而言的另一個格外艱巨的挑戰——吸引技術熟練、經驗豐富且雄心勃勃的員工為自己工作。

星野佳路

位於輕井澤的星野酒店原本是一家雖然時尚但規模很小的婚慶會所，星野佳路掌門之後，開始著手將星野轉變為一個度假管理品牌，這個品牌如今在日本已經家喻戶曉。

星野佳路建立了一套評估系統，使家族成員不再繼續占據董事會一半以上的名額。他說：「員工工作條件惡劣，而星野家族的人似乎享有特權。」當時，星野集團員工士氣低落，流動率高。

星野佳路有過叛逆的時候。他說，自己在美國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讀書的時候，大多數時間都在打冰球。後來，他加入了花旗銀行(Citibank)。星野佳路與父親並不總是和睦，在他首次嘗試實施改革時，父親就沒有支持他。

星野意識到員工士氣低落，他說：「頭3年，這個問題我每天都要問員工一遍：明天還來不來上班？」他還推出了一套量才付薪的薪酬制度，以吸引大學畢業生進入公司，並確保員工保持乾勁。他說：「我們需要優秀的人才加入我們公司，要做到這一點，我們要讓別人認為，我們是一家有意思的企業。」。

星野佳路將公司業務拓展到度假管理領域，他認為這一服務會有市場，因為在日本的資產泡沫推動下，新的度假勝地紛紛建起。在資產價格開始下跌的時候，星野度假集團得以買下那些瀕臨倒閉的酒店，利用其新獲得的管理經驗令這些酒店起死回生。

星野佳路的信心部分基於這樣一項事實：一些創新提議，如生態旅游，是當地員工提出來的。他說，日本的度假村需要有想法的職業經理人來管理，「仍有很多度假村的管理者是業餘人士」。

谷田千里



谷田千里(見右圖)2001年加入家族企業時，也因有意改革而遭遇挫折。谷田家族對這位第三代掌門人擬議的改革方案(包括壓縮成本)不滿，於是把他放逐到美國的一個辦事處。但由於父親健康惡化，谷田千里又被召回日本，並在不到一年時間里成為公司掌門人。那時，他已學會與員工打成一片的技巧，例如下班後與員工一起喝酒，或者加入員工的茶歇聊天。

與員工打成一片有助於谷田千里順利實施大規模改革，例如改變成本計算方法，改善市場營銷宣傳資料，以及改進產品。「我只是引進了其他公司通常都有的流程。」。

但谷田千里最大的成就在於，在重振品牌方面為其他企業樹立了楷模。其中一個點子是出一本食譜，介紹谷田公司員工餐廳里健康菜餚的做法。該書出版後非常暢銷，從而使谷田的名字變得家喻戶曉。

谷田千里年輕時很叛逆，他沒有上大學，而是念了烹飪學校，這讓他父親大失所望。那時，父子倆也常常發生爭執。事實上，谷田千里學習烹飪是為了自立。後來，因為生病，他的這項計劃被迫終止。但當廚師和營養師的工作經驗，有助於谷田千里帶領公司開發出許多種新產品和新的工作方式。

谷田千里表示：「以前，許多人都是通過盥洗室(里的體重秤)知道谷田的，但如今，谷田的名字幾乎無人不曉，因此我們員工乾勁十足。」求職雜誌《Doda》指出，該公司相當受求職者追捧。

佐藤正樹



蓮娜‧麗姿(Nina Ricci)2008-2009年的針織品展上的展品使用了佐藤正樹(見右圖)的公司生產的毛線。在丈夫第一個總統任期就職典禮上，米歇爾‧歐巴馬(Michelle Obama)就穿了一件蓮娜‧麗姿的毛衫。但20年前佐藤正樹接手企業時，日本紡織品行業正因受到來自中國的廉價進口紡織品沖擊而陷入衰退。有一段時間，佐藤正樹與妻子在街上擺攤銷售存貨。

佐藤正樹有一次在意大利訪問一家供應商時靈光乍現。他說：「當時我震驚了。那家意大利企業改裝了機器，他們能生產出我以為我們絕不可能製造出來的毛線。」另一件讓他感到震驚的事情是，在那裡，連領班都穿著開領粉色襯衫和紅褲子，戴著太陽鏡，嘴上還談論著時尚。「我們按照客戶的要求生產商品。但那位淺金色頭發的意大利男士卻說，他創造了時尚。就在那時，我意識到，他們生產的是他們認為世界需要的東西。」。



回國以後，佐藤正樹遇到了來自員工的強大阻力。他說：「員工說做不出來我要的那種毛線，理由層出不窮。」但有一天，領班給他看了一種跟以往截然不同的毛線。「他意識到，他能做到，從那以後，這個曾說自己做不出任何新東西的人什麼都能做出來了。」。

佐藤正樹補充說：「在失敗的企業中，員工往往總是說，他們這個做不到，那個做不到。在成功的企業中，大家總是想方設法實現自己的想法。重要的是，讓經理人擁有實現想法的方法。」。

佐藤正樹補充道，日本的家族企業很多是中小型製造商，它們必須擺脫分包商心態，拿出自己獨一無二的產品。「跟在大企業屁股後面做生意是下下策。這些企業應該做出自己的東西。」。

佐藤正樹的話值得很多像他一樣的日本家族企業繼承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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