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Federal Reserve)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說服自己的同事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以11票支持、1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上周決定出台每月一次的資產購買計劃以改善就業市場形勢。這一舉措毫無風險嗎？當然不是。那麼這一舉措是否明智？是的，因為不採取任何行動將導致嚴重得多的後果。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如果就業市場前景沒有顯著改善，公開市場委員會將繼續購買機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實施額外的資產購買計劃，並運用其他合適的政策工具直至在保持物價穩定的情況下使就業市場形勢出現明顯改觀。」這與美聯儲的「法定職責相一致」，有助於促進「最大限度的就業與物價穩定」。
伯南克上個月在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央行行長年度研討會上的發言中詳細闡述了採取上述行動的理由，本次會議由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組織。伯南克的發言中包含了一句意義重大的話：「就業市場不景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僅僅因為這將帶來巨大的苦難以及對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還因為持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水平將給實體經濟造成長達數年的結構性破壞。」我為這番充滿道德感的言論向伯南克表示祝賀，我為伯南克認識到美聯儲不僅能夠而且應該針對當前的緊迫形勢採取行動而鼓掌。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成員以及各地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做出的九月份經濟預測揭示出為什麼對持續高失業率危害的看法與伯南克一致的民眾應當支持此次行動。這些預測的「核心趨勢」是，即使到了2014年，美國的失業率水平仍將處在6.7%至7.3%的較高水平。更糟糕的是，2008年發生的就業率水平大幅下降並未呈現出任何回轉跡象(見圖表所示)。在美聯儲看來，社會總需求不足是導致持續高失業率以及低就業率的原因。因此，在經濟增速加快以前失業率仍將維持較高水平。美聯儲在公開聲明中是這樣表述的：「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政策配合，經濟增長可能不足以強勁到推動就業市場狀況出現持續改善。」。
值得註意的是，在傑克遜霍爾研討會上提交的一篇名為《美國勞動力市場：現狀還是新常態》(The United States Labour Market: Status Quo or A New Normal)的論文為美聯儲的觀點提供了支撐，該文作者之一是著名的保守派經濟學家愛德華‧拉齊爾(Edward Lazear)。文章得出的結論是，經濟結構變化不能解釋近年來失業形勢的改變，後者的模式與極端情況下的周期性高失業相吻合。「問題的症結在社會總需求，傻瓜。」這一結論無法讓我們感到吃驚。在1997至2007年間，美國名義GDP——同時也是總需求的測量指標之一——年均趨勢增長率達到了5.4%。但此後該增長速度顯著下降，2012年第二季度美國名義GDP較2008年以前趨勢水平低了14%。更糟糕的是，趨勢與實際增長水平間的差距繼續擴大。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社會總需求長期持續疲軟，形勢令人擔憂。
美聯儲計劃以每月400億美元的規模購買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等美國政府支持機構發行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美聯儲將繼續延長所持資產的到期日，並將所持機構債以及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到期後的本金償付再次投資於購買更多的機構證券。這些措施將使美聯儲的資產規模每月提高約850億美元。美聯儲認為此舉能對長期利率水平構成下行壓力，提振抵押貸款市場並有助於使更大範圍的金融環境變得更加寬松。最重要的是，美聯儲承諾將在勞動力市場狀況出現顯著改善之前持續進行該政策操作。
預料之中的是，共和黨對美聯儲的這一計劃深感憤怒。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立刻做出反應稱，第三輪「量化寬松」將僅能夠給人帶來「吃了糖果一樣的興奮感」。對於這一回應沒有什麼值得驚訝的：共和黨人一直反對任何運用財政或貨幣政策以改善經濟衰退狀況的嘗試。我不知道共和黨人是否相信自己的那套取消主義(liquidationist)政策主張，或者一直以來試圖否認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在重振經濟方面取得的任何成績。雖然在我心中有個聲音希望他們把握住運用自身取消主義理論的機會，但由此產生的後果無疑將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早期相當：一場經濟災難以及長期的政治後果。因此我心中更加理性的那部分對目前的當政者遠比共和黨人負責這一點感到慶幸。美聯儲試圖減輕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其後私人部門去杠桿化的影響是非常恰當的。
美聯儲的新辦法能夠奏效？在這個方面存在疑問是必然的。美聯儲自2008年底以來一直在施行過分寬松的貨幣政策，長期國債利率現已處於極低水平。伯南克指出，美聯儲的資產購買計劃使美國經濟產出增加了近3%，並使私人部門較未出台刺激政策的情況下增加了約200萬個就業崗位。但由於利率水平已然過低，新舉措不太可能取得和之前一樣明顯的政策效果。因此新舉措更有可能只是起到助益，而不是帶來實質性變化。
傑克遜霍爾研討會對「低利率區間下的貨幣政策」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來自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邁克爾‧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主張採用明確的名義GDP目標、實施財政刺激政策以及加強貨幣與財政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但是在美國，貨幣與財政政策間的更緊密配合是無法想象的。如果美聯儲計劃使名義GDP在2016年第四季度之前回到1990至2007年間的趨勢水平，那麼屆時名義GDP較今年第二季度的增幅必須達到45%。這可看作是反映社會總需求缺口規模的一個指標。毫無疑問，實現這一目標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批評家們指出，美聯儲新政不僅可能在效果方面達不到預期，而且還將對經濟造成重大破壞。出現前一種情況的可能性很大，而後一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則要小得多。多年以來很多人一直都在預言將出現超級通貨膨脹。但這種擔憂是存在誤區的。非常規政策確實會帶來成本和風險，但相比之下，社會需求不足所導致的成本和風險要大得多。美聯儲已經決定，寧可失之於過度擴張。這無疑是正確的決定。事實上此舉很可能只能完成非常有限的政策目標，而非產生過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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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9月 27, 2012
伯南克做出歷史性抉擇
危機中的「信息不對稱」
這是我離開中國，來到美國後的第一篇專欄。愈演愈烈的中日領土紛爭，讓這篇專欄的主題沒有太多選擇。
上周周末以來在中國各地發生的「反日游行」，無疑是日中兩國在四十年前實現邦交正常化以後規模最大的一次。
記得2005年4月9日，我在北大讀本科的時候，也曾親眼目睹一次反日游行。那天早晨八點半，我來到位於中關村的海龍大廈。不一會兒，在組織者的帶領下，高舉「反對日本篡改歷史」、「釣魚島是中國的」橫幅的抗議人群就開始一起大喊抗議日本的口號。
記得當時，讓20歲的我感到好奇的是，那些大喊「抵制日貨「的人們卻興高採烈地用日本數碼相機拍照。這樣古怪的現象讓我心生很多疑問，那一次也是我認真思考「中日關系問題」的開始。
這一次，我沒能前往游行現場，沒到現場就沒什麼發言權。但我每天與在華日本記者、到游行現場觀察的大學生聯系，盡量瞭解情況，也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圖書館，密切觀察美國媒體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國的反日浪潮的。
從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到華爾街日報，美國媒體每天都在報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造成現狀的背景是什麼，以及美國領導人是如何調停日中沖突的。但剛剛訪問了日本和中國的美國國防部長利昂‧帕內塔(Leon Panetta)頂多也就是呼籲「兩國應該冷靜下來，對話解決紛爭」，對於兩國危機如進一步升級後的情況，則沒有表明立場。美國媒體也頂多是觀望(wait and see)，美國民眾，包括哈佛大學的學生，也幾乎根本不關心這件有可能影響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事件。
這一切代表的，恐怕就是超級大國美國的「國家利益」。
此刻，我既不在游學了9年的中國，也不在出生長大的日本，而在中日兩國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繞不過的美國。既然如此，我就從第三眼的視角審視一下當前的危機，試著探究一下問題產生的根源和背景，以及接下來爭執雙方該做的和不該做的。
我認為，溝通不暢，是造成這次危機的第一個原因。
今年4月16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明希望由東京都來購買尖閣諸島(中方稱釣魚島)，這是後來迫使日本中央政府購買該島的直接成因。基本可以斷定，倘若沒有石原講話，野田佳彥也不會決定此刻購島。
「國有化」三個字激怒了中國政府與人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接受，也沒真正弄明白什麼叫「國有化」。說「無法接受」，是因為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看來，這一舉措簡直是對中國領土的公開挑戰，甚至是侵略。而說「沒弄明白」，是因為這其實是日本國內所走的一個程序。
日本政府的判斷是，與其由東京都來購買，不如由國家來管理，把島國有化以後，其實什麼也不會做，維持現狀，這樣有利於該島的和平與穩定。如果島由東京都買下，有關人士可能會對島採取這樣或那樣的措施，而不顧日中關系大局，對一向重視日中戰略互惠關系的民主黨政權來說，這會觸碰國家利益的底線。因此，中央政府決定自己來買。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想，野田首相的「國有化」三個字，用得有些不恰當。既然購島「為的是使得尖閣諸島海域繼續保持平穩」，其初衷是出於對日中關系、中國方面利益的重視，那麼不如告訴外界：「由我們中央政府來好好面對，管理相關海域，並與中方保持緊密溝通，使得它成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這才是2008年5月胡錦濤總書記訪日時，與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達成的原則性共識的核心精神。
倘若野田首相表達得更加到位、巧妙、客觀，而不是簡單把日本國內措辭用於外交，我想，也不會造成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政府對此其實很清楚)無法接受，也沒弄明白的局面。
「信息不對稱」是造成當前危機的第二個原因。
1978年8月，在日中兩國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前夕，時任中國副總理的鄧小平與日本外相園田直會談。那是一場兩國領導人最深入探討如何處理尖閣諸島/釣魚島問題的會談。1972年，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時，為了順利進行建交談判，雙方有意沒觸碰這個問題，採取了實際上的「擱置」政策。而6年後的那一次，鄧小平也沿襲了周恩來的做法，對園田外相說，「擱置吧，20年、30年......反正是日本實際控制的，先擱置再說。」。
圍繞尖閣諸島/釣魚島，兩國為了推進其他方方面面的關系，採取了擱置政策，這是事實，也是雙方達成「戰略默契」的結果。而就像鄧小平先生34年前站在政府首腦立場提及的，該島是由日本實際控制的，這也是事實。
打個比方。日俄之間存在糾紛的北方四島，和日韓之間存在糾紛的竹島/獨島，分別由俄羅斯和韓國實際控制，日本人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即使俄、韓兩國總統分別「登島」，日本人民雖然表示抗議，卻也無可奈何。
那麼在中國，到底有多少愛國者知道尖閣諸島/釣魚島是由日本來實際控制這一連中國領導人都承認的事實？倘若中國普通百姓也明白這一點，是否也會更加理性一些？
我認為，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恐怕負有責任，就是始終沒有把全部事實告訴給本國百姓。出於保護自己合法性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只是反復強調「釣魚島‘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從一定程度上讓民族主義情緒燒得更旺，在關鍵時刻，當然就沒有退路了。打砸搶燒的老百姓中，很多可能對當年鄧小平的決策一無所知，高舉的反而是毛澤東畫像。沒有負好說明責任的政府，對憤怒的百姓說「要理性、依法表達愛國情緒」，顯然缺乏說服力。
中日綜合國力十分接近，導致權力結構的變化，是造成這次危機的第三個原因。
目前日本與中國的綜合國力，在現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接近，東亞進入「兩強」時代。基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甚至國粹主義，一國國民對對方進行進攻性的權利訴求，採取擴張性的態勢，在某種意義上說幾乎無法避免。在歷史、領土、商業、貿易、知識產權、食品安全等各種領域，兩國的利益不停碰撞，矛盾不時激化在所難免。我們需要耐心。
最後，兩國國內執政能力下降，是危機的第四個，也是最主要原因。
我把這次危機90%以上的原因歸結於內政。雖然日本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截然不同，但兩國領導層的執政水準和權力基礎在下降，卻是高度一致的。
在石原慎太郎做出「購島」宣言時，野田首相為何沒能說服他「別買」，而不得不以「國有化」方式才能抑制他的購島欲望呢？如果首相的權力連地方首長都不如，又怎麼搞外交呢？
在中國100多個城市發生人數上十萬的反日游行，並出現打砸搶燒、自己人打自己人、義和團式的暴力場面，中國政府為什麼沒能好好控制局面、以威信和說服力疏導民眾情緒呢？
上面四個原因，第三個是歷史大趨勢，不可逆轉。第四個是兩國內政問題，只好期待兩國領導人的勇氣和民間智慧。而第一、第二個原因更多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因此可以有所緩和和改進。
因此，我的建議是，兩國政府都應當對國民做更通透、全面的事實交代，讓民眾基於事實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斷，給外交斡旋創造空間。
一方面，始終堅持「領土問題不存在」說法的日本政府，必須向本國國民傳達一個事實，即「對日本來說，領土問題不存在，但在外交上，與中國的分歧切實存在，政府正基於和平解決的精神與中方保持緊密溝通。」日本是個島國，老百姓很內向，對國際問題不怎麼關心，也不註重國際社會又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渡邊淳一撰寫的《鈍感力》值得欣賞，在日本也成為了暢銷書，但在全球化浪潮一步步深化的今天，要讓日本國民明白自己在國際社會的位置，抱有全球意識，政府必須告知本國國民與中國領土爭端的來龍去脈。
另一方面，始終沒有把「全部事實」告訴給本國人民的中國政府，也必須向中國人民傳達一個事實，即「釣魚島目前的確是由日本實際控制，這不可否認，但我們堅持主張釣魚島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政府將以和平解決的精神與日方保持緊密溝通。」。
只有兩國政府都能對自己的公民做出明確交代，其外交談判才能有退路。如果毫無退路，政府能夠妥協的餘地就變得越來越少，各方只好強硬，強硬與強硬之間不斷碰撞，甚至有可能發生武力沖突。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
這段時間以來，可以說，日中雙方政府與國民的各自判斷，是基於不對稱的信息做出的，傳播是在不考慮對方體制和國情的前提下展開的。假如兩國之間的溝通暢通一些，信息又是對稱的，危機是可以避免的，即使難以根本性地避免，也可以控制為局部矛盾，而不至於爆發全面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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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談兵的「中日經濟戰」
著名經濟學家黃有光教授昨天在本網發表《中日經濟戰怎麼打》一文，對筆者之前文章《中日經濟戰兩敗俱傷？》中引用的「中國如何對日本發動經濟戰」觀點做出回應。筆者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觀點是：「…要想讓日本出現債務危機，可以從三個方面尋找突破口：一是，提高日本國債收益率；二是，提高日本幣值；三是，增加日本政府的非生產性支出。」 相應的手段包括「增加對日本國債的投資」，「大量購買日元」，以及「大量購買國外糧食，推升全球糧食價格，同時提高出口日本糧食和蔬菜的關稅和價格，並停止從日本進口貨物」等。
對「增加對日本國債的投資」一項，黃教授認為將適得其反，因為「購買日本國債會使日本國債的價格上升而收益率下降，而不是「提高日本國債收益率」；因此，拋售日本國債才是經濟戰的正確戰術。」 此處確系筆者原文用詞不夠準確，引起了誤解，筆者對此表示歉意。筆者本意並非做多日本國債，而是增加對日本國債的投資交易，大舉做空。
歸根到底，筆者前文引用上述觀點有兩層含義：一為分析這三種方法的可行性：雖然在現實中實行起來難度極大，但是並不是沒有可行性；二為說明中日經濟戰一旦爆發，可能造成雙輸的後果：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首先，日本國債收益率目前處於極低的水平，10年國債發行利率接近0. 在這種低位，即便抬高收益率，也必然費力極大。通過融券來賣空，或者大量做空國債期貨等衍生品，理論上能夠起到拉高國債收益率的目的，但是有幾方面的困難。
一，日債總量太大，不好做空。2011年底，日本政府總負債為958.64萬億日元(約合12萬億美元)。全球最大的美國國債總量也不過15萬億美元。在這麼大的總量裡面做空，需要極大的資金量。如果做空，中國只能大量動用自己不到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單純從理論上講，以此巨量資金運作，將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巨大震盪，後果不可預測。
另一方面，日本容易防禦。日本國債餘額盡管是名義GDP的2倍以上，但基本都是內債，以日元計價。即便能夠將收益率拉上去，或者逼迫日元大幅升值，只要日本央行開足印鈔機，這些攻勢就都能化解。當然，這會給日本經濟造成通脹，但日本長期通縮，操作空間很大。
此外，提高日本國債收益率不可持續且效果不好。除非中日爆發嚴重武裝沖突，否則很難想象兩國會交惡到中國長期做空日債的地步。這對於中國來說也將損失極大。如果日本國債收益率只是短期上行，那麼對日本政府損傷不大。正如西班牙國債收益率一度到7%以上，但時間很短，所以該國目前還可維持。
其次，大量購買日元，抬高日元的邏輯也差不多：受累不討好。
日前，日本央行剛剛宣佈擴大資產購買規模10萬億日元，並維持0-0.1%的超低利率不變。同時下調經濟增長預估，並取消在資產購買計劃項目下購買日本國債利率0.1%的最低限。
眾所周知，日本是依賴出口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當世界主要經濟體消費需求下降時，對於日本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同時，日元的升值也會給日本的出口企業帶來傷害。因此，按照日本政府的思維定式，必須維持超低利率，乾預日元匯率。
最後，提高日本政府的非生產性支出：缺乏途徑。
非生產性支出主要包括福利支出和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已經論及，福利支出難以短期大幅增加。抗震救災支出是生產性的。災難給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災後重建帶來的投資擴張是正反兩方面的因素，實際上，日本最近經濟還行的重要原因就是抗震救災拉動的。
目前看中日經濟戰中，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貌似要數抵制日貨，無論是民間行為，還是政府行為。但是這是有一個前提的，即抵制日貨對日本造成的損失要比對我們造成的損失大，這是抵制日貨的現實支撐。
正如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系黃有光教授在《中日經濟戰怎麼打》一文中提到，「根據基於完全競爭的傳統經濟學，中國減少買日本貨，即使不考慮日本的反擊，中國本身也會損失，而且損失程度與日本的大致相等。然而，在實際世界的經濟，廠商是不完全競爭者，價格遠遠大於邊際成本。中國少買日本貨，日本廠商的損失(等於價格大於邊際成本的程度)會比中國的消費者的損失(接近於零)大得多。」。
總的來說，針對釣魚島事件可能引發的中日經濟戰，目前市場比較主流的觀點就是，中日經濟戰一旦開打，中國必定穩操勝券。雖然中日兩國經濟都會受到雙方經濟製裁的影響，但是日本經濟的傷口只要比中國更「痛」，那麼就算是中國在此次經濟戰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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